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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家自修一年多，到了1938年秋，周汝昌又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高中继续中断的学业。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当时被简称作“工商附中”。之所以选这所学校，是因为1936年日军炮轰南开，学校被封闭，为了考大学，必须有高中毕业的学历，周幼章就为儿子挑选了这所不受日本势力影响的中学。
1939年夏周汝昌从工商附中毕业离校，秋天，去北平报考燕京大学。当年的考场在北平东城的育英中学，无数学子——花花绿绿的少年男女，都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真和过去科举时代的士子们“十载寒窗，下场一试”的情形有些相似。周汝昌是自信和底气充足的，在心里说：你们别神气，回头咱们到考场上见高低，看谁是当今天下英杰！考试结果出来，果然周汝昌以高考第一名的成绩“金榜题名”而“大魁天下”！他考入了西语系。
可是，这一年天津发了大水，周汝昌因此不能按期入学，到第二年才正式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办理入校注册时，工作人员对周汝昌说，你可以算三九届，也可以算四○届，两个学号你自己选吧。要哪一个呢？周汝昌灵机一动，心想四○是个整数，五十年后要由四○届的出纪念册，燕京大学的校庆大典不可错过，就回答说：我选四○。四○○六二—— 这就是周汝昌当年的学号。
其实，入学就读之前，也就是天津发大水的日子里，对周汝昌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在1940年阴历四月十六日履行了“洞房花烛”的人生礼仪。
周汝昌的婚姻可以说是“半包办婚姻”。即形式上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但新郎与新娘也是早已认识的同乡人，并非“青梅竹马”，彼此也没有十分不情愿的反感。周汝昌的夫人名毛淑仁，字芝仙，号岫眉，生于1924年阴历二月二十日，比周汝昌小六岁。其先世是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人，迁居天津上郭庄，在咸水沽以西二十多里。毛淑仁的父亲名毛仙洲，在天津市开设过松竹斋南纸局，两家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当然，旧时重男轻女，毛淑仁只高小毕业，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也算识文断字了。毛仙洲因逃匪患，携家避居到因抗匪出名而有安全感的咸水沽，因此周汝昌与毛淑仁在未婚前已经识面—— 但并无感情交流。从笔者与老年周夫人的几次接触印象，以及保留下来的周夫人青年时的照片看，毛淑仁虽不是什么大美人，却也算得明眸皓齿，五官周正，身体健康壮实。
那么，周汝昌是否还有过其他的“风流韵事”？
在结婚之前，童年少年时代，周汝昌有过“像是爱情”的故事段子。
有一次，随母亲到外家（ 乡下叫住姥家 ），外家对姑奶奶和她的孩子是十分恭奉周到的。一天，见母亲应酬亲友时无人带魁娃（ 周汝昌 ），就请来一位小姑娘陪着他玩。小姑娘也只有十岁出头，和气亲切而天真大方。魁娃兄弟五人，却没有姊妹，第一次由一个女孩子陪带，内心立刻产生了一种敏锐深刻的感受，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快乐感觉。玩了大半日，到晚饭时，小姑娘告辞回家，剩下魁娃一个人，立刻感到强烈的孤独，一种若有所失的惆怅感油然而生，心里还盼望她能再来，可是大人们说她家里忙，不能再来了，让魁娃大失所望，怅然无味。
周汝昌后来回忆说，到能读《 红楼梦 》了，看见曹雪芹写贾宝玉的奇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一见了男子就觉得浊臭逼人……感到真和自己少年时的经历感受有一脉相通之处。读到贾宝玉因送秦可卿出殡到郊外农家，看见一个村女二丫头，给宝玉和秦钟示范纺车的操作，后来离开时，宝玉在车中看见二丫头抱着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在说笑，“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看到这里，周汝昌就联想到自己在姥姥家陪自己玩了半天的那个小女孩走后，自己的那种惘然若失的况味，对曹雪芹生动地写出“真话真事”十分佩服。
到了青少年时代，周汝昌也只能偶然瞥见邻舍的闺女因事外出——没事是不能满处乱跑的，看见那背梳着大辫子身穿朴素合体的短褂长裤——那已经是改良革新后的装束，看那文雅而有教养的行走的姿态风度，感觉到一种风度和风韵的美，并不是只单盯着脸面的漂亮。但即使这样的单纯的“审美”也是机会很少的，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出生地春晖里老院斜对门住的一个闺女，从不见她出来，只有偶然推门把洗衣盆里的水向门外空地上泼洒时，才露出半身红衣，而如果瞧见有人在哪家门口站着，就立刻闪身进去。越是这样，越让人有一种“惊鸿一瞥”之美的感受而怡然心动。
周汝昌的青年时代，虽然已经有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但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在新旧转型的初期，男女大防的老规矩为大多数家庭所遵守。尤其在乡镇居住的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是基本上没有自由接触机会的，正是由于这种隔离，才使青少年男女一旦有一点接触，就会产生“一见钟情”的情感波澜。
周汝昌在遭遇绑票前后，与一个表妹发生过一段“恋爱”故事。这个表妹叫李存荣，是舅舅小老婆的女儿，也就是《 红楼梦 》中所谓“庶出”。小时候见面的机会原本不多，后来舅舅家也迁到了咸水沽，来往就多了。在那种青年男女接触机会很少的环境里，来往多，自然彼此就发生了相悦的情愫。
周汝昌这样评述自己的这段情感经历：在我，恐怕还只是一种感情。在她，如何感觉，我无法代拟，如果妄猜，也许真的是有爱情的成分。因为我那时的家庭门第，本人的相貌才情，在一方是相当出名的，她心里看中了我，应非无故，实为诚情真意。她并不“好看”，但为人聪明伶俐，也富有风趣。文化不甚高，也只是小学程度。但我本无狂心妄想，妄欲攀一绝代美人，或名门才女……毫无此类奢望。加上时值沦陷，精神痛苦之至，心想此生不知何日能得翻天覆地的环境巨变，年龄已大了，彼此尚能相投，做个终身伴侣，也就蛮好了。这不是我自高身份，对表妹是“屈就”了，其实当时也无心计较，也没有“挑选”的杂念。儿女彼此有意，双方的家长也顺水推舟。日月不居，感情渐渐积厚，似乎已经再无其他想法和变故了。但我今日“客观”地想，老实地说，这就叫“爱情”吗？但请不要误会，以为我本无诚意，是在随缘行事……不，并不是那样，我当时是很真心的。
这段姻缘最后没有成功，是因为周汝昌遭遇绑票事故后，心理发生了变化，只觉得出生入死，一条命已是两条命，过去的一切都有隔世之感，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感，压倒了一切。表妹在周汝昌从匪窝脱险后，不断来信慰问，可是在异常心境中的周汝昌，竟不知该如何回信……后来父亲提出婚事该办了，说：“你们的事，也该办了——都不小了。”周汝昌却回答：“我还有志气，想求学。现时不想这件事。”父亲见儿子这样说，虽然有点出乎意料，却也不由得面露喜色，家长当然是希望子弟“有志气，有出息”的。从内心本意来说，周汝昌只是想将婚期延缓，并不是要悔婚。
但消息传到表妹家，却都理解为周汝昌已经“背盟”，“不要她了”，而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说表妹的姑母——也是周汝昌的姨母 ——问表妹你们有过了那种事吗？表妹回答：“没有。若有那个，我就不能饶他！”表妹当然恨周汝昌，姻缘就这样断绝了。这段故事后来的结局，是不久后表妹受了一个男子的引诱而私奔到天津，舅舅感到耻辱，竟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再往后，表妹的去向是完全不知晓了。周汝昌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追究事故的责任根源，还是在我。我无可推卸，是负罪的。因为是我害了她。假若真像佛家说的，人有来生，或在另一‘世界’，还会得见平生亲故，那时见了表妹。我愿向她伏身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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