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联想》　Ⅲ
写信 (2)

    最让我遗憾的是，1996年，我搬家，发现有一只大纸箱里全是多年来的通信，觉得太碍事，便把这些信全都扔了。理由是，反正我将来肯定不会成为被历史学家研究的人物，也不会有人希望通过一封信来研究我，留它何用。现在想想，那是我生命的经历，有些信写得挺好玩的。

    上大学的时候最爱写信，平时没事，我就写信，一个星期至少写三五封信，本市和外地的都有。那时候邮票市内四分钱，外地八分钱，虽然不多，但是对于我这个还要申请助学金的人来说，一个月下来，花在邮费上的数字也不少。怎么办呢？

    后来我想出来一个主意，就是每次写信，可以不贴邮票，一样能寄到。具体办法是，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地址调换一个位置，邮局的人一定以为你忘了贴邮票，就会把信退回去。于是对方就收到了。靠这种办法，大二这一年本市的信基本上没掏邮费。

    暑假期间，有一天下雨，我在传达室等报纸。邮递员来了，是个女同志，估计她出门的时候没想到会下雨，她的身上已经被雨浇透了，但是报纸是干的——为了不让报纸和信件被雨淋湿，她干脆把外衣盖在上面。这情景让我突然有些感动，以后写信，我都贴邮票。

    我现在保留的为数不多的几封信中，有一封是廖福美从美国寄给我的。印象中是1998年，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和一盘磁带。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有四年没有联系了，而且之前跟他也是一面之交，但是由于我们对音乐的热爱，这个美国农民在万里之外对我久久难以忘怀，就大胆地给我写了封信。就这样，两个失散了四年之久的人终于勾搭上了，继乒乓外交之后，我们两个人又续写了一段中美友谊的佳话——虽然是两国农民间的事情。从此，我们俩开始了漫长的通信，当然，是通过

    电子邮件。

    也正是由于电子邮件的出现，让我对写信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陌生。曾经我觉得网络的出现是一场革命，当有一次我听着姜奇平同学大谈网络与未来的时候，我就像当年看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一样，觉得未来真美好。

    这个未来一点也不美好。写信基本上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纸香、墨香不见了，见到的总是垃圾箱；卖弄自己书法的机会没有了，代之是随处可见的标准宋体字；字斟句酌去写一篇很文学化的信的冲动没有了，代之是随便在电脑上敲几个字。未来总是很美好，但总是有些美好之外的东西也会意外出现。

    我至少有十五年没有写过情书了，至少有五年没有正儿八经写过一封信了，所以我决定正儿八经用笔和纸写封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