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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没法严肃，没法正经
一次，我为了找一封朋友的来信，把以前封存的资料都翻出来了，这里面有十多年前写的手稿、书信、文字资料。没事便翻看那些字迹变得模糊、纸页泛黄的手稿，我突然被自己写的那些文字镇住了，然后慢慢回忆当初是怎么写出这些文字的。自己写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了，我想不出当时能用那样“很文学青年”的文字、笔法，用很严肃、沉重的态度在思考着当年无法思考出来的人生。那个“我”在记忆中久违了——那是我吗？是的。
后来出了本乐评集《不是我点的火》。现在想想，那些文字，似乎还是放不开，虽然写的尽是些我最熟悉的领域里发生的事情，但现在读起来总觉得有些紧巴。
我是个喜欢否定自己的人，一些想法、思路总是被我否定，那是因为对事物的认识又多了一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否定自己的写作态度，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写作态度是很端庄的，因为文章要给人看，得对得起看的人，别浪费人时间。结果，就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下，我变了，我改变了写作态度。
当我有一天意识到自己是个活得很不放松的人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人生。为什么非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累呢？同样是用文字记录，为什么我的文字里就非要较劲呢？
这一切从我不写乐评开始。我对写乐评丧失兴趣，源于我对中文流行音乐乃至西方流行音乐丧失兴趣。听了这么多年，发现能让我兴奋的流行音乐越来越少了，与其说继续泡在这里面慢慢让耳朵失聪，还不如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就是更上一层楼，这样就能穷千里目——小学二年级背的诗，三十多岁后我才搞明白。写乐评的最大害处是时时刻刻必须板着脸，好像一松弛文字就没力量了。后来我越来越讨厌写乐评了，我希望回到只听音乐不写乐评的原始状态上，就是写，也是偶尔来了灵感才动笔，决不为写而听。
于是我开始写些随笔、杂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少看过随笔杂文，但那个时代的文字基本上都奔着意义去的，那些作家写得也挺端庄，对我很有启发。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如何去面对生活，如何让自己快乐地生活，如何描述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我要是再那么端庄地去写字，就跟装孙子差不多。把生活中有趣的故事写出来，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每天，我都会接受很多信息，比如看书看报刊看电视、和朋友同事聊天、出门看见什么东西……这些信息慢慢让我养成了用比较荒诞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的习惯，只有这样我才能从中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坐在电脑面前，通过想像，把脑子里冒出的灵感记录下来。当一个人无法看懂这个世界的时候，只能用荒诞的思维来理解，这样就清楚多了，也轻松多了。
要敢于联想，善于捏造，才能其乐融融。比如，大家每年都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看完了还要憋一肚子气。而我看春节晚会就觉得有趣，不是看赵本山抖包袱，而是从中看出另一种笑话。比如，2004年春节晚会，在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主持人朱军出了个大错，他把“猴年”说成了“羊年”。大家第一个反应肯定是骂朱军业务不精，我就不这么想——在这个时刻，谁都会出错，不信你上去试试——我想的是，这背后一定是导演安排的。那么，导演为什么要这么安排？肯定就有一段故事。好吧，你听我来捏造这个故事：
袁德旺：朱军，跟你说个事。
朱军：您吩咐。
袁德旺：那啥，最后零点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台词改一下？
朱军：哪一句？
袁德旺：就是“猴年即将到来”那一句。
朱军（满脸疑惑）：这句怎么改啊？
袁德旺：把“猴年”改成“羊年”。
朱军：袁导，您不是开玩笑吧，这……全国人民不得骂死我？
袁德旺（两眼一瞪）：明年你还想不想主持了？
朱军：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说错话，多不体面！好歹我也是著名主持人，拿过金话筒奖，《艺术人生》的牌子也是我闯出来的，不能就这么毁我啊？
袁德旺：实话告诉你，这次让你出口误的目的就是让全国人民骂你。本来想让韩乔生说这句口误，可是他开价太高，一个口误报价30万！现在预算很紧你也知道的。
朱军：可是我还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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