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联想》　Ⅲ
写信 (1)

    写信

    你有多久没有用纸和笔给一个人写信了？至少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做了。我现在甚至已经把邮局只当成拿汇款单取钱的地方了，而想不起来它还有一个传递信件的功能。

    以前我是很喜欢写信的。上中学开始，我就有不少笔友分布在全国各地。那时候我认识福建莆田的一个笔友，他在农村的一所中学念书，因为我也是个农民，所以跟他一直保持通信，逢年过节还寄点东西，但寄来寄去的，最后到了谁都承担不起的地步——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会让“投桃报李”升级。

    有时候，写信的最大乐趣在于你认识了一个写字比较好看的人，看信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我曾经认识一个上海笔友，她在钢笔书法比赛中得过二等奖，每次看她来信，哪怕她在信里什么都没说，只要写满了字我就满足了。有段时间，我最盼的就是她的来信。

    我曾经跟李皖通过仅有的两封信，那是1994年我刚认识他不久后发生的事情。

    1994年烟台会议期间，北京音乐圈和媒体圈的几个人在我房间里聊天，大家当时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李皖，那时候李皖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一些比较轰动的乐评，引起北京媒体圈里的不安。这个圈子就是个江湖，谁要想在这圈子里混，都要先混个脸熟，可是李皖没有，他走了一条知识分子的路线，在《读书》——我当时最敬仰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乐评。当然，现在的《读书》就在我们楼上办公，我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之后也不看了。但那时候觉得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是件很光荣的事情，所以，李皖光荣了。

    我很想认识李皖。其他人也好奇，这小子到底什么路数？大家在房间里猜测，有人说：“据说这个李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我说不可能，不该在三十岁以上。就在我们进行“李皖巴赫猜想”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一开门，门外站着一戴眼镜的年轻人，文质彬彬的，说：“请问王小峰在么？”我说：“我就是，您是哪位？”他说：“我是李皖。”

    你大爷的，刚才谁说李皖是个老太太来着？

    后来，我就给李皖写了封信，信中表达了对他写的某些评论的不同看法，大概意思是：你写的某些东西其实是在你不了解的情况下对他们作出的臆测，从出发点就是错的，虽然文字优美，但是好像在向一个女子示爱，说了一堆美丽的话，结果却不知道，倾诉的对象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时，李皖在《武汉青年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都很不靠谱。

    李皖不久回信了，当然，信里把我大骂一通，说我写文章一点美感都没有。他说得的确有道理，我都虚心接受，这也正是我向他学习的地方。但这封信写得很有逻辑，非常像一篇文章。于是我改吧改吧就给登出来了，起了个名字《乐评与师爷》。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一些同志急了，说李皖怎么这么狂？我说：“人家那是骂我呢，你们急什么啊？”

    人们就是这么脆弱。而一封信其实也可以见性情。

    其实，最打动我的一封信，不是情书，而是张培仁给我写的“摇滚理想宣言”。我认识张培仁之后，他回到台北，给我写了封信，信里他谈到了做中国摇滚乐的理想，那种理想主义的心情流露于字里行间，让我颇为感动。尤其是，张培仁的文笔非常好，像一篇散文，情真意切。我感觉这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幅中国摇滚的蓝图。在那个青春的岁月，我总是身不由己地被这样的理想主义打动。

    我写过的最长的一封信是写给一个女孩，他娘的居然不是情书，而是跟她争论一个哲学问题。我一共写了十五页，我的天啊，那字数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的长度！当然，这种蠢事肯定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才干得出来。那女孩看了信之后，吓得就跑来找我，见到我就一脸惶惑的样子：“你没事吧？”“没事，不烧。”

    一篇万言书换来的就是她这么一句谁都可以跟我说出来的话，从此我发誓，写信绝对不超过四页。

    但最后，我还是破了一次例，那就是1994年前后我给《音像世界》杂志编辑丁夏写的一封长信，指出了当时《音像世界》在办刊方面出现的问题。后来丁夏告诉我，这封信在编辑部大会上，主编让所有人传看，对编辑部震动极大。我很爱这本杂志，但看着她越来越差，于心不忍，就写了那么一封信。但是他们的主编没有按我的设想去改变这本杂志，没多久，丁夏辞职了，《音像世界》从此走向不归路。当我再次见到这位改变我人生的丁夏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跳水了，他们才知道船要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