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雪山草地
两河口（2）

    这一时期大抵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间，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坦吐言“心中最黑暗的时期”，即与张国焘在阿坝时的斗争。两河口无疑是毛几十年后最难忘的地方之一。

    1960年10月，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老友斯诺。在毛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无疑是与他友谊最深的一位。1936年，年轻的斯诺冒险来到延安。在昏暗的窑洞里，毛与斯诺彻夜畅谈。24年后的重逢让双方都激动不已，毛和斯诺连续谈了几天，时间长达9个小时。“我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斯诺回忆道，毛显得“从容不迫，动作稳重”。但斯诺仍以他的职业敏感，觉察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苏联专家突然撤走了，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三百多个重点建设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两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农作物损毁。”

    于是，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他才敢问的问题：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出乎意料，毛回答说，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难怪，在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前，毛要求周恩来，“地点一定要选好。两河口地名不好，我们在那里最终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了——两河口嘛！”当周恩来告诉他会师地点选在甘肃会宁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好地方嘛，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是后话。

    韩素音在《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张国焘从来不喜欢这个长得笨手笨脚、长头发、闪烁幻想的眼神而又机敏辛辣的人（指毛泽东）。张国焘曾说：‘那个乡下佬，他算老几？’声音大得让他的部下都听到了。”

    1916年，张国焘从江西萍乡考入北大理工预科。两年后，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进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北大等级森严，先生中除了李大钊有时和毛谈谈话，很少有人理会他。这使毛的自尊心遭受极大打击，直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还用一种凄凉的口气对斯诺讲述他在北大的经历：“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

    半年后，毛泽东选择了离开。又过了3年，北京代表张国焘，湖南代表毛泽东都出席了党在上海的成立大会。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可以说，从建党之初，张国焘就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三

    就在毛泽东与斯诺在北京长谈时，在香港拥挤的贫民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的人，就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8万红军的领袖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往事，在草地这一章的标题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长征已经过去70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矛盾，使这些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肩战斗的同志反目成仇，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在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不久，就发生了如此痛心的分裂？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很多原因，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今天，经历那场斗争的当事人大多作古，但是他们留下的历史档案和回忆录依然完整地保存着，成为真实的见证。

    1979年冬天的一个寒夜，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我清楚记得，这消息登载于新华社《参考消息》不起眼的角落，消息用词是中性的，其中有个细节说张因多年瘫痪，不能翻身，当晚盖在身上的毯子滑落地上，他没法捡，结果被活活冻死。那一年，张虚岁83，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也是83岁去世的。我对这个消息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当时我作为招工干部，正在大巴山的通南巴一带招收滞留当地的重庆知青，走了许多乡镇，看到不少村庄的房前屋后和高山悬崖上，仍保留着红军时期的标语，从当地老乡口中得知张国焘当年在这一带的巨大影响。

    今天，浩如烟海的史料，对这段历史已经作出诸多判断，但大多属政治学意义上的，很少从地理学或汉民族生存特点作剖析。作为汉藏文明的分界线，大渡河谷在丹巴分路后，向东北方向延伸的线路即原松潘大草地。其实，当年非但毛泽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许多高级将领也意识到川西高原不适合红军生存。如四方面军到茂县后不久，徐向前就敏锐地观察到：“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以致在此后“北上南下”斗争的漩涡中，徐身心俱疲，内心里，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行动上又无法抗拒张国焘。

    站在两河口的关帝庙旁，我思绪如蓝天下迅走的白云。

    遥远的天际有一座闪亮的雪山。“那是四姑娘山吗？”我问。黄连军说不是。我说许多红色网站都说在两河口可以看到四姑娘山。黄说肯定错了，请你一定纠正谬误，“那座山叫霸王山，主峰海拔5551米，它正与我们要开发的霸王沟相连，再过几年你们来看，那里的风景又是一绝！”

    我还能回来吗？70年了，当年斗争的当事人再也没回过这里，只有一批批虔诚的访问者不断前来，企盼能找到更新的佐证，却恰恰不能。在今天两河口镇的上千居民中，没有一个是当年的见证人。

    70年，可以改写多少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