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雪山草地
小金县（2）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上午8点30，高原之城小金阳光灿烂，蓝天如洗。红军会师广场纪念碑前，一位老人一边凝视着雕像，一边抹眼泪，还不停地鞠躬，敬军礼。这举动引起我的注意。上前打听，老人叫王顺生，康定人，16岁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某师三十五团传令兵，70年前亲眼目睹了两大主力的盛大会师。

    “当时真是人山人海呀，今天，到这里来的只有我一个了！”老人长叹一声后，突然泪流满面。“民国二十四年，康定还叫打箭炉。我们村跑出来几十个年轻人闹红（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老人又是一声长叹，“1995年，天宝主席（原中央委员，从阿坝马尔康参加红军的藏胞，“天宝”是毛泽东给他取的名字，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来康定慰问老红军，我们一共坐了两桌，大家好激动哦，慰问活动搞了3天。10年过去了，如今，那两桌人也只剩我一个了！”

    说罢，86岁的老人再次热泪长流，“我今天来这里是想会会当年的战友啊，可惜，一个都见不到啰！”老人的儿子王达胜告诉我：“这次是父亲要我陪他，专程来他曾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以满足他的心愿。”王达胜不讳言这可能是父亲最后的心愿，“四川话叫收脚印，再过几年，老红军可能一个都莫得啰！”

    王顺生说，由于他是传令兵，会师期间，进出过中央各大机关，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他们好年轻哟，走路飞快，人长得高大，声音也大，精神十足啊……”说罢，老人眯缝起眼睛，心绪似飞回到早已逝去的燃情岁月。突然，他睁开眼：“你们想听会师歌吗？”

    老人的嗓音居然很亮。歌的过门很长，旋律铿锵有力：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老人说，这首歌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的。记者惊叹于他的记忆。

    “怎么忘得了呢？它都刻在我骨头上了……”

    据小金县委宣传部长靳东（藏族）介绍，会师期间，小金有中央红军2万多人，红四方面军8万人，“像小金这种贫瘠的地方，每天要给10万人马提供粮草，那是什么概念？但小金人民作出了选择，节衣缩食支援红军。另外，小金还有1000多藏羌儿女参加红军，他们大多一去不返。”靳东说，“据我所知，金川有一个叫康立泽的老红军回来过，他曾任新疆军区副政委，90多岁了，看到家乡路不好，还专门给曾培炎副总理写过信。现在，从小金两河口到金川的公路已经动工。”

    我静听着靳东的解释，知道作为一级官员，他的话有对也有误：70年前会师时，四方面军来懋功的主要是李先念的部队，张国焘率大部队住在茂县一带没过来，否则，真要拥进10万人马，懋功是招架不住的。

    靳东坦言小金经济还比较落后，去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仅3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650元，还有近2万人没脱贫，“但我们有信心加速发展，重点是抓好六大基地建设和红色旅游。小金农业优势在于日照时间长，全年达2400小时，这在中国独一无二。因此，我们九寨酿业生产的葡萄酒，据国内酒业权威专家李桦讲，可与法国波尔多媲美；还有青豌豆，小金的是最好的，远销成都、重庆。至于红色旅游，国家已投资10多个亿打巴朗山隧道，一旦贯通，整个大九寨的西环线就全活了，你们从重庆过来也就大半天时间，那时，小金的面貌将会是全新的。”

    三

    小金天主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佘廉霭于民国八年（1919）兴建的。整座建筑坐西向东，四合院落布局，由经堂、东侧厅堂、北侧厢房三部分组成。墙上砌有基督、十字架及几何图形装饰，有三道券拱门。左右两墙均开有五扇西洋式券拱窗，北侧过道尾部有一小门，南侧过道尾部有一假门。室内有大木柱十根，柱基为八棱鼓形石柱，柱顶上有叶形浮雕装饰。1935年6月，天主教堂成为中央机关所在地。

    夜宿小金当晚，我独自去教堂。教堂静谧，不远处闪烁着县城里为数不多的霓虹灯。山下是小金川的激流，一轮月亮斜挂天空。我突然想到了佘廉霭，在多少个孤星冷月的夜晚，黑衣布履的他，是否想过故国、亲人？能在异国他乡忍受长期的孤寂，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境界!

    没想到第二天，我真遇到了另一群有境界的人。

    同样在天主教堂，我巧遇香港“长征助学步行团”。团长叫梁建华，去年10月，梁率团从江西瑞金启程，至今已7个多月，步行了5300多公里，募集助学善款1600多万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到陕北吴旗。”梁说。

    梁接受我采访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能和我谈政治。”我一愣，尊重了他的要求。

    这是一个瘦削高挑的男人，49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是一家大公司的电脑软件设计师，“为了长征助学活动，我已把香港的工作给辞了。”梁的团员告诉我，他辞去的是年薪百万元的职位，“我们中不少人都辞了工作，就为来走长征路。我们甚至还学会了唱长征组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梁告诉我，以步行方式重走长征路，最初的萌想是2001年，“那年，宋庆龄基金会在凉山资助了10所小学，这事让我很激动。能不能把活动搞大点，资助更多的学生？于是我和朋友们商量，没想到大家热情都很高。”2004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香港著名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共同发起这次“长征助学”活动。“我们的启步仪式还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呢！”

    梁介绍，全团固定成员21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的70岁，每个团员除要缴7万元旅费外，还必须缴纳8万元以上的助学善款，“我们的计划是募款2020万元，用于资助我们长征路上所经过的101个县的101所长征苗圃希望小学，”梁说，“现在已经有50多所学校获得了捐款。”

    据介绍，团员们每天清晨即打点行装，闻鸡上路。每天走30公里，每6公里休息5分钟。团员中66岁的宗光耀曾是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原副主任，算是步行团里最大的“行政官员”；领队张远文，曾做过10多年的国家级运动员，也是奥运冠军刘翔的前辈。1974年，作为一名中学生，张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比赛中夺得110米栏冠军，这是我国中学生在国际田径短道比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我们的总行程是8300公里，需要305天，将于8月15日达到吴旗。”谈到步行长征的艰苦时，梁认为最难忘的是在贵州西部大山上，“天黑了，下雨，目的地还不知在哪里。大家又冷又饿，但你总不能蹲在地上不走啊。于是互相携手，你搀我扶，鼓励着，就这样，我们在泥泞中走了半夜，终于走进了灯光。那种感动，我从没体会过，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辞掉百万年薪的职位来走长征路，你真不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人的一生，有些事不是钱能平衡的。这300天的步行，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梁大声回答，眼圈忽然红了。

    我一时不知再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