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雪山草地
松潘（2）

    也就是从那时起，杨继宗决心搞清楚红军过雪山草地的种种细节。杨酷爱读书，上初中时就把当时仅能找到的《文史知识》100册全部读完了。“再有，我家与红军还有缘。”那是1935年，一个叫何文理的红军伤员住在杨家，“他与我家关系处得很好，还和我舅舅结拜成兄弟，但伤好后，他坚决要走，我家再三挽留也留不住。几十年后，我奶奶每每说起这事就哭。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何文理一定要去追赶部队呢？我想搞清楚。”

    为了寻访见证人，杨记不清多少次走进了大草地，“从毛尔盖到班佑、巴西，再到若尔盖、铁布，整个松潘草原我都走遍了！”

    1935年8月5日至6日，中央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般人只知道毛尔盖会议很重要，并不知沙窝会议同样重要，”杨说，“因为它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正确性，与张国焘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斗争，并决定将红军两大主力混编成左右路军过草地北上。”

    那么，沙窝会议究竟在什么地方开的？连中央档案馆也没记载，“张国焘、陈昌浩的回忆录里只是提到过会议，但均无具体地址。”

    那是1985年，杨已调县党史办工作。“我想这事既然发生在松潘，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于是杨带着翻译再次进入毛尔盖。当时毛尔盖有3个乡，幅员上千平方公里，人口好几千，怎么找？“我就一家一户地询问。其时正值长征胜利50周年，许多老人还在，如果现在去找，可能就很难了。通过对上千人的寻访，再将他们一鳞半爪的记忆综合、分析，终于确认会议是在沙窝俄灯寨召开的，连哪一间房子也调查得清清楚楚。”杨就此写出报告，分别呈送四川省党史办和中央党史研究室，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第7期登载了这份调查报告，“现在全国的党史军史都统一使用我的这一调查成果。”

    二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过草地时，很大程度依靠两个藏胞带路，才安全到达班佑。1986年春天，邓小平与叶剑英见面时，两人谈起当年的藏族向导，“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如果还活着，请一定给予他们补偿和安置。”中央领导的关心传达到四川省委和松潘县委后，查找任务又落到杨身上。“我二话没说，带着翻译又进了毛尔盖。”

    几经周折，终于查证了两位向导的下落。他俩一个叫扎洞巴、一个叫能周，都是寺里的喇嘛。由于红军进毛尔盖前国民党的破坏性宣传，藏胞基本跑光了，这两个年轻喇嘛刚好回老家探亲，回来后正碰上红军。红军给他俩讲北上的道理，两人终于同意带路。当两人把大部队带出草地后，他俩目睹红军果真是仁义之师，便提出参军要求。红军没同意，让他们返回毛尔盖，用亲身经历告诉乡亲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返回不久，能周就被土匪杀害。1956年，毛尔盖土匪叛乱，扎洞巴害怕报复，躲藏进山洞里，活活饿死了。

    据说，杨的调查送到北京后，邓小平和叶帅歔欷不已，不胜感慨。

    中央红军于1935年7月底进入毛尔盖，8月底才全部走出草地，“整个长征期间，中央和毛泽东没在任何地方呆过一个月，为什么在毛尔盖要停留这么久？红军为什么必须过草地？”

    杨继宗经多年研究后，解释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中央原本计划攻打下松潘后，翻弓嘎岭斜插南坪（今九寨沟县）进入甘肃南部，完成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但由于张国焘迟滞了整个行动，胡宗南的4个精锐师在松潘全部布防完毕，包括胡本人率领的第一师，武成仁的四十九师、陈佩的六十师、杨步飞的六十一师，另外还有王耀武和廖昂的两个旅，而在小金方向追堵的有川军80个团，西北方向是朱绍良兵团和马步芳的骑兵，因此红军打不下松潘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改走草原经巴西进入甘南。

    其二，与张国焘的斗争仍在继续。8月20日，中央在毛尔盖上八寨乡索花喇嘛庙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退却的主张，进行了严肃批评。

    其三，没有粮食，7月份青稞还没熟，要8月份才成熟，“因此滞留也是为筹粮，没粮不可能走过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