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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之痛——沼泽为什么会变成草原
1960年,红原建县,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红原”,意为红军经过的大草原。红原幅员8400平方公里,人口3.8万人,是阿坝州惟一以藏族聚居为主的纯牧业县。红原县县委干部陈中平告诉我,现在全县有近50万头牦牛,是整个青藏高原牦牛最多的县之一,从1995年起,每年7月这里都要举办牦牛文化节,盛况空前,影响广泛。
这盛况,我不知究竟是祸还是福。
1935年8月15日,毛尔盖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五、二十二军(即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由红一方面军杨成武红四团和红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组成),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26日到达班佑。至8月底,红军右路军全部过完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当年红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要穿过现红原日干乔大沼泽。日干乔大沼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海拔3300米以上,沼泽下是亿万年积存的泥炭沼泽土,人行其上,稍有疏忽就可能遭灭顶之灾。红军过日干乔时,有不少年轻战士被沼泽永远吞噬;在整个若尔盖湿地,红军三大主力约有一万多将士长眠于此(主要分布于日干乔、镰刀坝、包座牧场和班佑等)。
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史上一直被称为最艰苦的经历,一些著作和回忆录描述,过草地犹如一场死亡行军。那么,当年中央红军过草地只有五六天时间,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党史专家杨继宗告诉我,主要问题是无粮造成的饥饿,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与张国焘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把这个地区本来就很少的粮食消耗殆尽,就是不过草地也照样会饿死人。杨继宗认为:“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10天所需的10~15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哪来补给?加上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了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草原中有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能饮用,行军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亦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高原气候是第二个致命的原因。在海拔3300多米的草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红军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已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8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的红军袭来。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披霜雪冻得僵硬的战士尸体。
这就是1935年的日干乔大沼泽。但50年后,在索尔兹伯里等中外作家眼中,它已经成了青草葱郁的大草原,索氏等甚至是带着讴歌的语调来赞美。又过了20年,日干乔乃至整个阿坝上10万公顷的沙化土地,让诗人们的歌喉失语。
但我无法失语。
建国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向沼泽要牧场,当地政府组织人们开沟排水、改植牧草等,加之全球气候转暖,沼泽自然趋干,面积日益缩小。现日干乔大沼泽水位下降1.2米,原先的湿地大多变成了草原,有些草原正在出现沙化。中外湿地专家考察后指出,如果这片湿地消失,美丽的日干乔将变成沙漠,成都将直接遭受沙尘暴袭击,黄河将成为真正的季节河!
红原日干乔:亚洲之肾有外伤
一
从马尔康东行去刷金寺,梭磨河两岸青山含翠,云气缭绕,不时能见到静寂的藏寨散落在秀丽的山水间,石制的建筑如嘉绒藏族的历史一般古朴厚重。翻过海拔4200多米的鹧鸪山口,下山就是刷金寺。我们停车加油,然后找到一家挂着“内江食店”幌子的馆子吃饭。老板姓陈,自称在西藏当过几年兵,沐惯了这边的阳光,就带着老婆过来了。老陈的馆子平街层用餐,楼上两层住宿,20元一个床位。我问这么偏僻的地方有人住吗?他说昨天才走了8个人,“都是自驾游的,开了两台车。如果到了黄金周,广东、上海和北京都有人过来,还打挤呢。”老陈厨房的凉台下是一条河,河对岸是山,山上少树。我问他,这里原先有树吗?老陈说,“原先是大森林,砍光了,当年,这里还是阿坝州州府呢,60年代才搬到马尔康去的。”说着,他砰地打开灶门的开关为我们煮鱼。听灶间轰隆隆地响,我问他烧的什么。他说柴油。我说怎么不烧柴,他说早就没柴可烧了,“一是山上没了,二是查得也紧,哪怕是山上干死了的树棒棒,也不准捡,要是给抓到了,罚得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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