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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西部边缘山地，我看到无数个一二百年前留下的天主教堂。石棉、磨西、泸定、宝兴、小金、丹巴，一直到马尔康后，传教士们才停止了北进的步伐。
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我原本想对此寻求一个判断。
当我将问题提出后，79岁的磨西人、天主教徒岳天明愣愣地看了我半天，才一字一句说:“你既然不是教徒，就请不要乱猜想，我反对别人轻易判断一个他不懂的东西。要不是因为你是记者，我就收回我的板凳啦！”此时，我正坐在岳天明递给我的板凳上。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想撵我走。这怪我提问不到位，或许说太急功近利想讨到答案。其实答案是没有的。
岳天明说，他的文化是当年教会学校教的，“没收钱。”他强调。他告诉我，当年磨西教会神职人员的所有用品都是从泸定靠马帮运过来的，“他们不给当地添麻烦，包括给老百姓看病的药品、办学校的书本和笔墨纸张，也是从泸定驮过来的，同样不收钱。要不，当年磨西2000多人中，除了孩子怎么会有1000多人信教？”我本想说那是由于你们本无信仰，想找一种精神寄托。话还没出口，老人似看透了我的心思，说：“我晓得你在想啥，不就是想用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来糊我的口吗？但我告诉你，天主教义告诫我人要善良，要守信，要守法，不偷盗，不奸淫，这难道不对吗？”岳天明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现在许多年轻人什么都不信，就信钱，为了钱啥事都干得出来，这难道对吗？”他指着身边的胖老汉姚万富说，“你看人家虽是教徒，但当兵时同样是好兵，在解放军里还立过功。”
“那么军事呢？那些神甫来这里，是否可能窃取军事机密呢？”我找到了一根“稻草”。
当过兵的姚万富突然大笑：“这鬼都不拉屎的高山上，你倒给我说说军事秘密在哪里？”
岳天明补充说，“19世纪翻越横断山北上的传教士主要是法国人，而最初与我们打仗的是为鸦片贸易的英国人，何况是在东南沿海打，”老人揶揄，“你的意思是说，法国人把这边山里的情报卖给了广东方向的英国人？”
我发现遇到了智者。再探讨下去就犯规了。但来自民间的智慧和想法，谁来重视呢？
据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杨健吾的研究，天主教1640年就传入四川了。早在唐代，四川就是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流行的地区之一。明崇祯十三年（1640），天主教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在北京经汤若望和东阁大学士、四川绵竹人刘宇亮的帮助，“首先入川，传扬福音”。
清代，入川的传教士增多。至清中叶，四川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大的教区，从最初仅限于成都、重庆等地，发展到四川主要的府县和城镇。天主教进入四川藏区，主要在鸦片战争之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西藏成为独立教区，根据1857年8月罗马教廷的批准，西藏教区还管辖川西。咸丰二年(1852)，华郎廷、圣保罗在巴安(今巴塘)城区建教堂，天主教传入西康地区，随后的10多年里，法、意、加、奥、德等籍传教士数十人先后在西康地区修建教堂15座。到1870年，川西北牧区有一个代牧主教，12个外籍教士，27个中国神甫，兴办了102所学校，教徒达3.5万人。
传教士们在这些地方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以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就学校而言，分三种类型：普通男校、普通女校、男女合校的普通学校。校长由中国人担任，聘请知名学者任教，经费由教会筹措。磨西的岳天明就是从这种学校毕业，否则，“我一辈子是睁眼瞎。”他对我说。
作为唯物史观者，我对这些史实没有回避。更多的评判早有专家作出。我要说的是，想想几百年前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传教士们，在今天的西部大山中披荆斩棘，苦心孤诣，百折不挠，夜夜冷月作伴，其孤寂并非常人所能忍受。不论他们为了什么，仅此奋不顾身的精神，就令人震撼。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足蹬布履前仆后继的传教士们，给当地带来了前所未闻的知识，为当地培养了人才，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当地的教育与经济。传教士们为这些山谷带来了遥远而陌生的福音，也把上帝带到了这里，和诸神一起护佑着众生。
当然，一起带进来的，也有“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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