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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在英国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华大门的前夜，来自法兰西的传教士们，却已经在中国西部腹地的山谷里建起了教堂。邓池沟教堂建成30年后，爱尔芒德•戴维神甫来到这里。1826年，戴维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这个山里的孩子从小与大自然亲近，喜欢各式各样的动植物。22岁，戴维加入拉撒路教会。1852年，他向教会提出要去中国传经布道的申请。直到1862年2月，36岁的戴维才正式启程前往遥远的东方。行前，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交给他一项任务：帮助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到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但戴维到中国后被分到上海，如果不是遇到一个来自穆坪天主教灵宝学院的中国学生，他可能想不到去宝兴。”老唐说，那个陈姓学生见戴维喜欢动植物，就告诉他，自己的家乡四川穆坪有很多动植物，“你既然喜欢，就应该到穆坪去，那里同样有教堂。”
1869年3月，戴维到达穆坪。11天后的黄昏，他上山采集标本回来，顺路到一户李姓猎人家喝茶，发现一种从未见过的动物皮毛被当做装饰物钉在墙上。这个法国人敏感地意识到，他正在接近一种必将轰动世界的神秘动物。猎户见他喜欢，就说，哦，这是黑白熊嘛，山里有，你等着，我们帮你去捉。3月23日，戴维终于等到了：猎户给他带来一只死去的黑白熊。戴维欣喜若狂，他确信，这是熊类的一个新种，而且只有中国才有。他将这种动物命名为“黑白熊”，并将动物标本和描述报告寄给远在巴黎的米勒•爱德华兹。这是熊猫实物第一次介绍到西方，其轰动可想而知。米勒接到标本后，将黑白熊正式命名为“猫熊”。不久戴维又捕获到活体猫熊。“熊猫”则是在阴差阳错中产生的。老唐说，那是民国初年，我国生物学家在重庆北碚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展示标牌上分别用中英文书写了“猫熊”的学名，但由于当时中文的书写是从右到左，参观的人们却按英文方式（从左到右）把“猫熊”读成了“熊猫”，后经记者报道，这一称谓就流传开来并约定俗成了，“但现在台湾仍用猫熊这个词。”以致白岩松日前到台湾采访，认为人家的读法有错。这说明白大主持有时也少见多怪。
戴维后来成为法兰西国家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传教士。他一生酷爱动植物研究，其代表著作有《中国之鸟类》、《戴维植物志》。他于1900年去世。生前，他认为在中国从事科研和传教活动的12年，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今天全世界的熊猫热，其实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百余年间，中国西部山地许多轰动世界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传教士们介绍出去的，这是福还是祸？譬如从熊猫的祸来讲，上世纪20年代美国最早到四川穆坪猎取大熊猫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儿子，他们枪杀了一只成年雌体大熊猫，跟着前来这儿猎杀大熊猫的还有德国人谢弗，美国人塞奇、谢尔登，英国人布罗克赫斯特等。但他们谁也没有带走活体大熊猫。20世纪30年代，美国服装师露丝•哈克纳斯在夹金山麓捕获一只幼体大熊猫，偷偷带回美国，并出版《淑女与熊猫》一书，至此宝兴大熊猫名冠天下。多年后，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西奥多在纽约看到一只活泼可爱的大熊猫时动情地说：“如果把这个小家伙当做我枪下的纪念品，那我宁愿拿自己的儿子来代替。”
他说这话，不知是出于一时的感慨，还是深深的忏悔。
当然，他不是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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