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渡河谷
丹巴•中路（2）

    从泸定到丹巴的路上，我已见识了众多碉楼。大渡河流域的高山峡谷地带，垒石为室是藏羌民族延续了两千多年建筑技术，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泥土和石片垒筑起雄伟壮观、坚固异常的石屋碉楼。甲麦说，垒碉的泥土就是田里的黄泥巴，“什么也不加，几百年也不风化。如果用水泥，反倒不行了。”问何故，回答说不知道。“反正祖先就是这样弄的，何况那时哪来水泥？”

    这些碉楼的防御功能，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该说，藏人碉楼的技术还是从羌人那儿学去的。早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就有“邛笼”的记载，“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1930年代，任乃强先生从岷江河谷起向西考察了整个康藏高原，他发现碉楼一直延伸到了尼泊尔、北印度甚至亚洲西部。据藏人自己记载的史书说，碉屋直到公元7世纪他们才有，至任乃强考察的1930年代，“康东一带修建房屋，还必须到羌族地区延请匠人。”据称羌人民间石匠技艺高超，农闲时常外出做工，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就凝聚有古代羌人的血汗和智慧。甲麦说丹巴的碉楼分三角、四角、五角、八角、十三角，“角多并不是功能的需要，而是为了显示工匠的手艺”。这些碉楼用一片片自然山石稍加修整垒砌成楼，且无钉无榫，真是匪夷所思。

    丹巴现存的碉楼大多是明清以后的。我翻阅《清史稿》，在乾隆讨伐金川的战争中，碉楼让清军吃了不少苦头。从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一年，战事断断续续历时近30年，几乎经历了整个乾隆王朝的黄金时期。《清实录》中多有与金川战事有关的文字。清两次用兵金川，当地土司蕃兵凭借地势险要，坚碉林立，粮食充足，使清军屡战无功，伤亡惨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殿试一甲状元赵翼在他的《皇朝武功胜记》中写道，“尺寸皆山也，插云摩天。羊肠一路纡折于悬岩峭壁中，虽将军大巨亦多徒步，非若沙漠之地可以纵骑突也。其扼要处必有战碉……于墙垣间以枪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必须从枪石中过，故一碉不过数十人，万夫皆阻”。

    甲麦说，“当年要不是云梯营和叛徒，乾隆爷可能打不下金川。”所谓云梯营，即清军专门挑选了两千名壮丁，组成“健锐云梯营”，实际上是一支专门攻打高碉的特种部队，并在云梯锐营中组建了一支由当地番子组成的“番子佐领”，《大清全典》中有载：“金川移京番子编为一佐领，额设番子，领摧四人，甲马五十六人。”把金川番子编入“健锐云梯营”显然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们既熟悉当地情况，又对高碉结构了如指掌，最后终于打下了金川。战后，被虏金川匠人调往北京，在香山仿建高碉，至今仍存。

    但清廷没想到二打金川会是大清立朝以来最艰难、最残酷的一次战争，“兹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成功亦迟至五年”。金川战事如此艰难，正是高碉在战争中发挥了惊人作用，连文治武功的乾隆皇帝也深感打金川太棘手，“地险碉坚，骤难取胜”。

    行走在丹巴空旷寂静的山地间，我的思绪飞得很远。从很多年前看电影《甲午风云》开始，我对满族人就产生强烈反感，认为他们卖国。那时的局限使我等哪里知道，如果不是这些强悍的马背民族打下的疆土，今天的中国版图该是啥模样？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我们今天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对我们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设想一下，在12世纪中国分成了七八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东北和黄河流域是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是西夏，云南是大理，新疆是西辽，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许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个中国分成七八块，每一块中间还不统一。正是由于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才出现了大统一的局面，这个大统一局面很珍贵，流了很多血！而1644年，清从明手里接过的疆土只有350万平方公里，1911年它交给中华民国时，是近1100万平方公里国土！在清朝扩张的年代，世界还没有国际法律的约束，如果是今天，哪怕你占了人家一寸土地，全球都会闹得沸沸扬扬。感谢这些祖先，让中华民族今天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这是谁也不能再割走一寸的！

    基于此，我很理解乾隆为什么要让丹巴和小金当年血流成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