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生了什么》　Ⅲ
掌声雷动

    掌声雷动。

    “愿意联名选我的，跟我来！”一拨代表哗地跟着他走了。

    李国民当选镇长！86个镇人大代表，李国民得53票，代理镇长三十几票。

    第二天，中共瑞安市委派来调查组。一个月过后，一个口头结论说：“阿太的余孽支持了李国民。”

    “三讲”期间，组织上请李国民交代两条：你和阿太是什么关系？选举镇长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

    2002年，当了13个月镇长的李国民，被调往瑞安市司法局，任副局长。不甘寂寞的李，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又一次折腾出“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他让村官候选人，填写一份公之于众的承诺书，如果当选后在11个方面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将承担赔偿责任。

    浙江：被平均数遮蔽的财富鸿沟

    2001年冬天，霍华德·J·威亚尔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中心，问：“在识字率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里，人们没有国家政治的观念，或者终日忙于为生计奔波劳碌以致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精力和兴趣，民主能够在这样的国家存在么？在有些国家，贫富阶层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平等主义的观念或者一人一票的观念近乎笑谈，民主能够在这样的国家存在吗？”［1］

    我们可以质疑这位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异国权威的疑问，但我们相信民主和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能尽快消弭，民主政治的推进必定会遭受意想不到的阻碍、意料之中的艰难。

    浙江民主的发展水平，一如浙江的经济，在中国是毫无疑问的领先。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等浙江经济的诸多不平衡，都将在未来某个我们看不到的节点上，制约着对浙江民主的均衡协调持续的演进。

    这里，我们且丢弃民主在浙江区域内的不均衡的表象，返观浙江的财富鸿沟，试图从另一个侧面，迂回地将我们的问题托出水面。

    浙江的财富不是神话。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3］

    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也不表示浙江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反映财富鸿沟的基尼系数。尽管浙江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但2000年以来也已逼近0.4，国际公认的警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