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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15日，董志平在吴锡铭的陪同下，去民政部上访。五日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披露水心村村民民主权利被妨碍。一周后，董在凌晨5时许，被当地警方抓进警车。在一个纪委的宾馆里，非中共党员董志平被关了9天。问讯者不断重复一个问题：你给人民日报记者送了多少钱？
在新华社记者的干预下，董重新赢得了自由。由于几家中央级新闻媒体的舆论介入，水心村的罢免被扫除了障碍。2000年12月5日上午8点，罢免大会在水心剧院举行。出于对乡政府与有关部门指导村委会成员制定的罢免办法中“不得办理委托”之规定的抗议，村民们拒绝入场。因为，不让办理委托，就意味着将外出村民的选票归到反对罢免的数目中，主张罢免者当然要反对。僵持到下午三点多钟，罢免大会无奈散会。
董志平开始了新一轮申诉。仰赖于浙江省人大与民政方面的开明官员的支持，事情再次出现转机。2001年4月28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一于姓副主任，就中共鹿城区区委组织部长以及村民代表董志平一行7人的问题，给予明确答复：流产的罢免大会可以接着开；罢免时外出选民可以进行委托。董志平说，那一刻，他的热泪差一点涌出眼眶。
接下来的事情远没有董想象的那么简单。依照法律规定，罢免大会应由村委会召集和主持村民会议，但水心村村委会回绝了村民的要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方法：先张贴公示，由9位村民牵头召开村民大会，再民主推选村民大会召集人。不日，村民大会推选董志平等7名村民为村民大会的正式召集人。主持罢免大会的是村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正式召集人”而非村民委员会，这在全国也是首例。
7月22日，在村社民主的道路上蹒跚了一年的罢免大会召开了。440名有选举权的村民到会355人。350张有效票数，以超过半数以上的法定票数，合法地罢免了村委会主任等四名村官。
又2个月，“反对派领袖”董志平毫无悬念地当选新的村委会主任，组成了新的“内阁”。
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董说他真的厌倦了。和村支部的矛盾，使得他的工作举步维艰。他每年领取36000元的工资，相当于自己补贴上去的数字。
现在，他最头疼的是，村民一早就堵住他的家门，以娶媳妇办公司为由，要求分得属于他的那一份集体资产。据悉，水心村现在的集体资产有好几个亿。
董说，摆平水心村的矛盾，已让他心力交瘁，除了躲避，别无选择。
chapter 3 “魔”高一尺，“道”也高一尺
当肇始于义乌的新富阶层走向乡村政治前台，成为民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防止新富参政“为政不仁”的协议村官制度，在瑞安诞生。当一个城镇的居民被“贿选”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委托选举公证。它们的出现非但是民主之魔与民主之道的赛跑，也将村社民主的制度创新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
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既然新贵参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考量，那么，如何保证有着经济人本性的“新贵”执政后不滥用政令，不搞权钱交易，不损公肥私？
“我是‘协议村官’。”不善辞令的王献桃说起话来开门见山。40岁上下的王献桃，是新当选的“村官”，一个多月前，经由村民民主选举这个似乎新颖的乡村政治活动，由商入仕的他，被选票拥戴为浙江瑞安市莘塍镇红光村村委会主任。
2002年8月7日，在王献桃略显宽敞的办公室，他用短小的手指掀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取出一纸《协议书》，递给记者看：“呶！我是乙方，名字签在这儿。”红光村党支部书记何小林，则作为全体村民的代表，以甲方身份签字。
这个40天前签订的协议书，将村官有可能“违法行政”的11个层面一一列出：村集体建设项目的确定和发包；土地规划和宅基地的分配、使用；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方案；集体资产出租和其他收益的管理与使用；建设资金筹集、管理与使用；违反规定报销、公款私存或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等行为。
王献桃说，尽管协议烦琐，约法十一章，但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如果就任村官后，不搞阳光政治，暗箱操作，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他将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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