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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的一天,吴辞去了村委会主任一职,回到他种满广玉兰的庭院,躲进有600平方米的两栋小楼里,辟出一个书房,开始了一杯茗茶一支烟的学法岁月。他已考取基层法律工作者证书,结束了浙江大学法学院在温州教学点的学习。可,此时的吴锡铭也不复是往日的吴锡铭。作为一个中国乡村民主中的风云人物,他已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此前的2001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了“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理论讨论会”。与会的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院校的法学教授。吴锡铭作为一个异类,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全国首例罢免村官案的倡导者,“水心村罢免案”等一系列罢免案的幕后策划人,被邀请出席。应讨论会主持人、北京大学法学院议会与人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人大秘书组组长蔡定剑博士的约请,吴锡铭撰写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解释建议稿(初稿)》,共10章48条,约2万字。讨论会上,农民气息未脱的吴,就他起草的初稿作了20分钟的发言,专家们将他们的赞誉和掌声,毫不吝啬地送给了这个中年农民。
当晚,吴应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邀请,走进了这所名校的明理楼模拟法庭,没有任何讲稿,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农民式的忐忑,他用并不地道的温州普通话,以“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与创新”为题,为法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了一场学术报告。之后,学生们开始提问,面临尖锐的问题,吴就像回答寮东村民的提问一样,用他农民式的理论,爽亮地一一作答。掌声中,报告会被拖延40分钟,竟而在主持人的干预下谢幕。
与理论界的切磋,激发了吴进一步挖掘中国农民问题根源的理论兴趣。他的家中,经常有记者、理论界人士的到访。这加剧了他对矛盾重重错综复杂的寮东村政的疏远,“青春已付忙乱中,知非勤读时未晚”,书房墙上那幅自撰的楹联,抒发了吴意兴阑珊的政治心绪。
3个月后的6月26日,吴在不期然中,再度被海选为村委会主任。12日前,他在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海选中,又一次被村民推上候选人的位置,但他再也没有三年前的兴致。他向热衷他当选的村民表明心志,冀望他们还他难得的宁静。
是日下午3时许,一个骤然响起的电话,告知他蝉联村委会主任的消息。劝说之下,吴被矛盾和无奈的心情牵引着,走到一里路外的竞选现场,走程序,发表“就职演说”。20分钟的就职演说,虽然热闹非凡,可此刻的情境,远非三年前那么畅达。是次选举中,村委会成员候选人共有5名,可是,除他一个人通过法定票数外,余者都被选票后面的民意所抛弃。依法律规定,村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少于三人,否则就不能行使集体权。面对一个残缺的“内阁”,他发现自己原来并非无所不能。
2002年夏天,人民日报社记者崔士鑫去寮东村采访,吴锡铭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掏出始终带着的自己的几件“护身符”:村委会组织法、党章、土地管理法、当选证书,甚至还有他当选村主任的投票统计结果。
两年多过去了,他早没有了往日的天真,不再相信护身符的法力。没能组建一个完整的“内阁”,他不再去村委会上班。他的兴趣发生了很大转移,一边为水心村等外地村庄搞起了民主策划,一边从法治途径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突围。2005年春节前,我在吴家,看到浙江北部两个邀请他指导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客人。
一个民选村官就这样放弃了村民对他的信任,选择了高不可攀的学术研究之路,他在乡村民主之路中的正面意义,也大为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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