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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兼任驻几内亚比绍大使。
我是那年8月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从机场到使馆的路上，我坐在汽车里，透过车窗，默默望着窗外街景，不禁回忆起十年前访问这里的情景。大西洋畔的科纳克里风光依旧，只是街旁的建筑比十年前陈旧了许多。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着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的激情似乎也消散了。
出任大使，第一件事就是递交国书。几内亚外交部很快就做了安排。8月20日，我向杜尔总统递交了国书，并向他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问候和敬意。杜尔总统赞扬中几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说对于中国在各方面给予几内亚的援助，几内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递交国书的仪式十分隆重，几方的总理和十多位部长一起出席，显示了对中国的格外重视。
出任驻几内亚大使的同时，我还兼任中国驻几内亚比绍的首任大使。当时，几内亚比绍刚刚打完游击战，才宣布独立不久，政权正在建设中。
那年9月下旬，几内亚比绍政府决定在临时首都博埃——原游击队根据地——举行独立一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我出席庆典，并向国家元首卡布拉尔递交国书。
那次，一同前往参加几比庆典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使节和宾客，共约20人。杜尔总统派出了飞机和车队。我们一行人先是乘飞机到了与几内亚比绍接壤的博凯省首府，然后改乘汽车进入几内亚比绍，前往博埃。
当汽车驶入几内亚比绍的国境后，满眼是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的景色，野草遍地，人烟不见，甚是荒凉。草原上连路也没有，全凭当地人的经验，沿着丘陵谷地中以前留下的辙印前进。据说，我们走的就是当年游击队沟通前后方的小道。
经过一番颠簸，终于抵达博埃。我们下榻的“宾馆”是一间用竹子和树叶搭成的具有非洲特色的圆顶茅屋。茅屋内，放着两张简陋的竹架床，墙壁既透风又透亮。每天早上，都有当地妇女头顶一桶冷水，放在门口，供来客使用。茅屋后面，挖了一个土坑，上面留了一个小口，看了就知道是厕所。
尽管几比外交部竭尽全力，来宾的膳食需求仍然无法很好地满足，好在我们早就准备了罐头和饼干。
9月25日，在邻近的一间大一点的圆型茅屋里，我向卡布拉尔主席正式递交了国书。路易斯·卡布拉尔，我们又称他为“小卡”，是前任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阿米卡尔·卡布拉尔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兄弟俩都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之情。可惜的是，他的兄长在1973年被人暗杀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支持几佛独立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为其培训了20多名干部，这些人后来在党政军部门都担任了要职。
在交谈中，卡布拉尔主席一再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的第一批干部就是在中国培养的。在我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中国的经验，使我们战胜了敌人。在战争结束后，我们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复我国的经济，也需要吸取中国的经验。”
在我递交国书后不到一个月，几比政府迁都比绍市，即是葡萄牙殖民时期的首府。12月16日，我再赴比绍市，就建馆及提供水稻种植技术援助等问题同几比方进行磋商。几比领导人佩雷拉总书记、卡布拉尔主席和门德斯总理在会见我时，都对中国在几比设馆表示了热烈欢迎，允诺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选择馆址，完成建馆工作。
比绍市是一座相当欧化的消费型小城。市内的建筑都是葡萄牙风格，房子不大，给人以小巧玲珑的感觉。城市也不大，驱车观赏街景半小时足矣。不过，各国大商行都在此设有代理行，葡萄牙、西欧和日本商品充斥市场。比绍市的经济发展落后，文化设施简陋，全市只有一家葡资啤酒饮料厂、一所中学、一家电影院、两座医院、几家兼卖少量书刊的文具店。当时，葡萄牙大资本家相继离去，资金大量外流。中小企业主勉强维持局面，但生意冷清，前景黯淡。我当时的印象是，振兴经济将是几比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日后，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分别成为两个独立国家，几比居民主要是非洲人，而佛得角大部分是葡萄牙人的后裔或葡非混血的居民。
最后，几比外交部为我们在比绍市的多明戈大街找到了一处二层小楼，我们就将它作为了中国大使馆。多明戈·拉莫斯是几佛独立党的杰出战士，曾任几比东部地区加布军区司令，在战场上牺牲了。这条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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