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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打破西方制裁的历程，不能不提及发展中国家的声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
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可能在经济上弥补西方大国对华制裁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但在政治上，他们却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些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对中国的热情友好一如既往，与他们的紧密接触，成为每年我在联合国会外活动的重要内容。这在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尤为难能可贵。
联合国大会一般每年9月在纽约举行，会议日程总是安排得很紧。尽管如此，我总是挤出时间，在会下与尽可能多的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每年会议期间，大约要见三四十位。其中，与东盟、海湾国家和里约集团国家外长的会晤，更是年年举行。
非洲国家外长在谈话中总是赞誉中国的外交政策，希望和中国加强团结，为发展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努力。我感谢他们对中国的赞扬，表示至关重要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加强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和更为关键的作用。
海湾国家对中国如何看待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事十分关切。我在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见时，着重阐明中国一向反对侵略，要求伊拉克撤军的原则立场。那时，海湾局势十分紧张，成为联合国内外谈论的焦点。我的阐述有助于海湾国家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会谈中，大家刚入座时，往往都很严肃，但谈了一会儿后，气氛就会活跃起来。
拉丁美洲国家外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很感兴趣，我曾专门就这一问题向他们做过简明扼要的介绍。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这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继印尼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与新加坡和文莱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建交公报就是由我和新、文两国外长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签署的。
国与国之间，有时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患难之中才见真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这些老朋友在关键时刻的支持，大大缓解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壮大了中国打破西方制裁的声势，使中国像长城一样，能够屹立于东方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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