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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贝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本人对我们在开罗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布什总统在听取汇报后，也有同感。美国正在考虑下一步骤，希望能很快再次与我接触。同一天，我们通过驻美使馆，向美方通报了我访问伊拉克的情况。
11月20日下午，贝克又从法国巴黎打来电话。主要是谈两件相互有关联的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我出席将于11月28日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
贝克国务卿多年经商，又担任过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无论办什么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欢“做个交易”。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
贝克说，美国正考虑在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决议中不会出现“使用武力”的措辞，但包含这样的意思。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个安理会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这种做法。美方希望中方也能投赞成票，至少不否决。
他说，知道中国政府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但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暗示，即中国政府将以肯定、积极的方式处理此事。如果中国要行使否决权，那美国就不会向安理会提出这一决议。美国不愿看到所提出的决议被否决。
我说，在当前海湾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呼声很高，国际社会应保持并加强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压力。把对一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到安理会讨论，应当十分慎重。对于决议案，在中方没有看到案文之前，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贝克听后，当即在电话中将草案念给我听。在案文的执行部分第一段中有两个括号，即两种用语的选择：（一切必要手段）和（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
贝克在电话中还提出，希望我能前往纽约，参加11月28日至29日的安理会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在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我访美创造合适时机。他进一步表示，我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将是两国恢复高级互访的良好开端。布什总统将于12月1日出访拉美，有可能在11月30日会见我。贝克还说，他本人也期待着明年到中国访问。
我们分析，美国政府力图在11月美方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一个新决议案，使联合国授权必要时可以对伊拉克动武。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议案，主动邀请我正式访问美国，说明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中方，但又企图把中方对这个议案的态度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原则，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在目前的海湾危机中，中国主持正义，力争危机能够和平化解，但我们反对战争，并不是支持萨达姆的侵略行为。 中央决定，中国将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这时也是推动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有利时机，于是，我们在11月24日答复美方，我将出席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后应邀正式访问美国。
贝克因为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美方得知我接受邀请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11月25日下午，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贝霖急急忙忙地跑到外交部，转交一封贝克给我的信。在信中，贝克除再次强调我参加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外，又说，由于没有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国或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访问华盛顿，因此，希望在纽约双边会晤之后再宣布我对华盛顿的访问。贝霖还补充说，美方希望中方能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如果中方投否决或弃权票，那将对我访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方面出尔反尔，提高了要价，把访美安排与投赞成票挂钩。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在双方的外交谈判中必然会有某种互谅互让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对各方来说都有取有予才能达成协议，但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搞小动作。
我们当即回答，美方违反了11月20日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并要求美方查阅并确认我与贝克的谈话记录。同时表示，美方如改变立场，我就不去开会了。
26日美方态度软了下来。贝霖又转述贝克的话，认为中方对11月20日电话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美方仍强烈希望中国投赞成票。贝霖还解释说，美国国务院的低级官员由于不了解情况，前一天给他发来的指示是错误的。
11月27日，布什总统又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中心意思是，希望我们支持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并说，即将进行的安理会投票表决以及我对美国的访问，将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提供决定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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