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
枝节横生

        在中国和有关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条件逐渐形成，西哈努克提议的巴黎会议确定于1989年7月底召开。

        作为东道主，法国外长迪马在1989年6月给我来信，邀请中国参加这次在巴黎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

        正在此时，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制裁中国的措施，很快又在西方各国，特别是舆论界，掀起了更大的反华浪潮。

        这期间，法国在反华问题上表现恶劣。那时，过往法国的中国旅客，在机场都会受到法方警察的无端歧视，甚至被限制行动，不许同使馆进行电话联系，不给水喝，不许上卫生间。

    刚刚来信邀请我出席巴黎会议的法国外长迪马，这时也在议会高调表示，要中止中法之间的所有访问，他也不会会见中国外长。对于邀请我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他表示那是一次国际会议，他同我见面，不算是外长见面。

        尽管形势突变，事态复杂，我们还是决定，中国一定要参加这次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在当时西方的一片反华声浪中，有一种舆论，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已经自顾不暇，不可能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出席正好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态度的好时机。同时，巴黎会议也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保持公开接触的惟一场合，利用这一场合，可以多做工作，以便打开外交僵局。  

        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国际上有关各方都支持召开这次国际会议，但各自的想法、要求和打算并不相同，特别是在柬内部问题上，分歧很大。争议的焦点仍是“红色高棉”问题。越南、金边方面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主张西哈努克和洪森（现译“云升”）联合，排除“红色高棉”。柬抵抗力量三方和东盟等，则坚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我们知道，会议上的斗争将会很激烈，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想达成一项全面解决的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巴黎会议召开之前，我已抵达博茨瓦纳，开始对南部非洲六国的访问。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在访问途中，特意从博茨瓦纳转道伦敦，于7月30日中午飞抵巴黎。

        当天下午，我就会见了会议东道主法国的外长迪马。一见面，我就严肃地问他：你在议会上宣布不会见中国外长，我是中国外长，你是不是不该见我？接着，我又指出，在这场反华浪潮中，法国推波助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最不文明，也最不讲礼貌。这从过境法国的中国旅客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上就可以看出。

        迪马有些尴尬，只好表示道歉，说他说的那些话是应付议会和舆论的，请不要在意；又强词辩解说，法方最近的有些行动，不是出于反华，而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因为中法关系很好，建交也最早，所以，反应激烈了点儿。说这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后来，迪马陷入了法国售台武器的丑闻，不知他又会如何自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