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镜头里的巴金》 第三部分
引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1(图)

　　
　　巴金对叶圣陶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在1981年，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至今感激叶圣老，是他引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1988年2月9日上午8时24分，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医院辞世。巴金在唁电中说：“病中惊悉叶圣老逝世，不胜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师，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86年，巴金又在《我的责任编辑》一文中，记述了他与叶圣老的友谊。巴金在文中说，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是经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
“文革”结束后，巴金每次到京开会，多次去看望叶圣陶，再忙也要去个电话问候。我记起了“文革”结束后，他们之间交往中的几件事。
　　1977年11月初，下班后，我从《人民文学》编辑部到对面叶家去看望叶老，叶老正坐在客厅沙发上，他高兴地说，我刚给巴金写了首诗，祝贺他恢复了写作，发表了作品。1977年5月25日《文汇报》副刊发表了巴金在“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这封信约5000字，一开头就述了自己在“四害”横行中的遭遇。巴金的《一封信》激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同时也赢得他许多老友的同情。叶圣陶不但几次写信，还从北京寄赠巴金一首诗，诗云：“诵君文，莫记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制涌如泉。1977年11月2日。”叶圣陶对巴金的赞颂，使巴金感到温暖，他觉得“似乎又回到了50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他在这一年11月7日给叶圣陶写信说：“收到您给我写的字，十分感谢，看到50年中得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老师对我的鞭策。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8年2月24日，巴金先去叶家看望叶老。叶老爱喝黄酒，巴金特地从上海带来一瓶陈年花雕送给他。至善还为他俩拍了合影。叶老将这次拍的照片寄给了巴金，他在给巴金的信中说：“从技术言，此殊平常，唯留为纪念有意义耳。”
　　1981年6月16日，中央批准由中国作协负责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10月13日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1982年4月，北京市批准将万寿寺西院移交给现代文学馆作为临时馆址。正在文学馆馆址移交手续办理过程中，有天，筹委会主任罗荪找我，说巴老考虑周到，想请叶圣老题写馆名。这事你去办一下。晚上我去了叶家，向叶老转达了巴金的这个希望，叶老欣然同意。没过两天，他横竖写了两条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名。我将叶老写的馆名交约罗荪，罗荪看了很兴奋，并说当晚给巴老去电话。巴金在1982年8月写的《再说现代文学馆》中，又为尽快落实馆址呼吁，他说：“首先是房子，至今还没有落实，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
 　　1984年初夏，叶圣老患胆囊炎要动手术。巴金在病中听到这个消息，叫小林挂电话到北京，托我代他送一束鲜花给叶圣老。叶圣老收到了花之后很高兴，连忙叫护理人员替他找花瓶插上。叶老当时对我说：“我自己感觉还好，院长大夫治疗精心，请您叫小林转告巴金，释念。”叶老动手术后不久十分认真地写了一首七言诗赠巴金，以酬谢他送花问病的好意。那诗说：“巴金闻我居病房，选赠鲜花烦泰昌；苍兰马蹄莲共囊，插瓶红装兼素装。对花感深何日忘？道谢莫表中心藏。知君五月飞扶桑，敬颂此行乐且康。笔会群彦聚一堂，寿君八十尚南强。归来将降京机场，迎候高轩蓬门旁。——巴金托吴泰昌携花问疾作此酬之  1984年4月12日北京医院”。90岁体衰力弱的叶老轻易不再动笔，现在竟然写出完整的七言专赠巴老，不能不说是他们之间浓厚友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