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镜头里的巴金》 第二部分
“他是我的尊师” 2(图)

　　巴金：《悼念茅盾同志》
　　（原刊1981年4月22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八期。）

　　意外的是，第三天上午小林来电话告我，文章已写好。下午她交给了我。小林说，爸爸是昨天早上开始写，今天早起写完的。晚饭后，我挂电话给《文艺报》主编罗荪同志。当年饭店里少有直拨电话，长途是通过饭店总机挂的，而我所住的延安饭店又是部队系统的，部队办的饭店打军线快，挂地方很慢，我从早8点一直等到9点半，还没接通。我只好求话务员帮忙，我说，是急事，茅公去世，巴老为我们报纸写文章事，非常重要的事。话务员态度很好，她说既然茅公、巴老是主席，我们就按首长的事急办，不到五分钟电话就接通了。罗荪没想到巴老会这么快写出来。第二天上午，我将巴老的文章航空寄回编辑部，这就是1981年4月22日出版的半月刊《文艺报》第8期上刊出的《悼念茅盾同志》一文，发表时配了“文革”结束后巴金第一次在京看望茅盾时的合影。巴金回忆他与茅盾最后一次见面时说：“去年三月，访问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 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和罗荪同志同去，但谈得最多的还是茅盾同志。他谈他的过去谈他最后一次在睡房里摔了一跤后的幻景，他谈得十分生动。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却又不能不让他休息。我们告辞后他的儿媳妇搀扶他回到寝室。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今天我读了他的遗书，他捐献了大量稿费，作为奖励长篇小说的基金；在病危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巴金在《悼念茅盾同志》文章中说：“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连最后写《回忆录》时也是这样。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看来我永远赶不上他了。可是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