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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雨的江南之春。1981年3月27日下午，巴金在寓所客厅里突然听到茅盾长逝的噩耗。3时25分，电话铃响了，巴金女儿李小林习惯地拿起电话，当她脸色大变，失声喊出“茅公”时，一切都毋须说明了。巴金急忙去接电话，他十分艰难地、一句一顿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的尊师，几十年如此……”
客厅的气氛骤变。静谧得令人感到窒息。巴金木然地坐在沙发上，小林静静地陪着他。
巴金这天的精神原本不错。当我下午应约走进他家客厅，他已坐在沙发上。他对我兴奋地谈起最近读到了不少中篇、短篇小说，还具体谈了自己对几个中篇的意见。我和小林陪他去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他说，茅公也这么认为，现在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超过我们，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好事。巴老知道茅公最近又住院了，看来他并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他关心住院会影响茅公写创作回忆录的进展。
听到茅公的不幸消息，巴金感到太突然，太意外。“文革”结束之后，他多次去北京开会，常有机会在会上见到茅公，或到茅公家里叙谈。茅公给巴金的印象不像一位老人，“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巴金总以为自己和他以后晤谈的机会还很多。最近听说茅盾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巴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总要犯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天气暖和就会好起来。“下一次见”的信心始终不动摇。他说：“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
巴老说，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像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到肚子里，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目睹了，真切地感受到，茅公逝世给巴金带来了巨大刺激和痛苦，我拿起相机抢拍了几张。
晚上回饭店，服务员递给我一张纸条，是编辑部来的，要我即刻邀请巴老写茅公的文章。茅公是我们中国作协的主席，巴老是第一副主席，作为作协机关报，刊登巴老悼念茅公的文章是最理想的。当晚我给小林打电话，转达了编辑部的这个请求。小林说，会写的，但他现在情绪不好，不要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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