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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队长两片嘴唇一碰，单田芳就得乖乖地出工。小队部几百平方米的大院子，一个人扫？甭说两天，十天也清不完啊。家里人一听，也急了。惠丽、老铁心疼父亲，自告奋勇出去扫雪。
东北的寒夜，风像刀子割耳朵，尤其是“鬼龇牙”的黎明时分，简直冻酥了人的骨头缝儿。借着满天星斗，爷儿仨开始在小队部的大院子里忙活开了。一对儿女，铲雪装车；单田芳自己驾辕，把牲口套勒在了脖子上，像毛驴似的“呼哧、呼哧”往野地里拉……干啊，干啊，爷儿仨个个儿都是满头大汗，热气腾腾。干了许久，场院里的积雪还是那么多、那么厚，一点儿也不见少。
第二天夜里，大家干得更欢，直到公鸡打鸣、东方发白，活儿也没有过半。单田芳拉着胶皮轱辘车从地里回来，脚下踏着满地青霜。刚拐进小队部，他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自己那两个孩子冻得瑟瑟发抖，像冬眠的小动物一样蜷缩着偎依在一起，他们太累了，已在冰天雪地里沉沉入睡。单田芳的心被狠狠地捏了一把，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自己的罪，为什么要转嫁到孩子身上？谁家的儿女不是躺在热炕头儿上、暖被窝儿里，为什么我单田芳的孩子要像牲口一样跟着大人活受罪！
孩子睡得那么香甜，做父亲的甚至舍不得惊醒他们。两个孩子揉着惺忪的睡眼，摇摇晃晃地爬起来，他们本能的动作就是去抓扫雪的工具。单田芳再也看不下去了，夺过笤帚簸箕，狠命扔在了车上。俩孩子惊诧地问：“爸，你这是怎么了？”
“不干了，咱们回家睡觉去。”
“可是，任务还没完成呢。”
“不用管它。爱怎么就怎么着吧，横竖是完不成。”
爷儿仨往回走，路上黑黢黢的，没有一个人，他们的脚步惊起了满街的狗叫。
单田芳只等接受三队长的处罚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都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三队长那天说的是“醉话”，什么扫雪呀，什么限期两天完成？那家伙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
小队长，连个芝麻粒儿大的官儿都算不上，可是，就是这种“一肚子大粪”的人，酒后一句玩笑话，害得单田芳和一双儿女苦干了两个整夜——简直是拿人不当人啊！
评书里说“虎落平阳被犬欺”，现实就活活儿地摆在那里，村里一个不务正业的农民，属于那种獐头鼠目的地痞无赖；在是非颠倒、法治瘫痪的特殊年代，偏偏这种“人渣”吃得开，可以到处蒙事儿，他就敢对你吆五喝六，指手画脚。管你是什么著名演员、表演艺术家，在他们眼里，都是狗屁。他们甚至抱着一种偏执和变态的心理来整人——你不是知书达理吗？你不是细皮嫩肉吗？老子大字不识、耕地犁田，照样玩儿得你滴溜儿转，叫你敢怒不敢言。当单田芳为小队长一句醉话而星夜苦战的时候，谁可怜他？谁肯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在文化名义下的“革命”似乎故意开中国文化的玩笑。什么崇尚文明、人格尊严啊，知识分子最起码的斯文，早已统统扫地去了。
深秋时节，阴雨连绵。杜大连泡又变成了一片泽国。村里的当务之急就是挖沟排涝，筑坝固堤。
天天在水里泡着，人们已经提前了个把月穿上厚棉衣，但是，仍然浑身发抖。工地上燃起几堆熊熊的篝火，社员们围拢在一起背风取暖，不过，秋风太凉，篝火周围的人都是前胸微热，后背冰凉，个个儿都像半截冰棍儿。
单田芳他们那一组任务较重，既要垒堤坝，还得防渗水，一旦找到渗漏的窟窿，立刻扔土袋子填堵。当时，没有探测仪器找窟窿，就得靠人下去摸，齐腰深的水，冰冷刺骨，人们大眼瞪小眼儿，谁也不肯出头儿。
大队长瞟见了单田芳，便厉声喝道：“老单，下去！”单田芳二话不说，脱去棉裤棉袄，只穿件小裤头儿，“噗通”一声，跳下了深潭。这种倒霉的差使，除了他单田芳，不可能派给第二个人。等跳进去，他也害怕了，让冰水一炸，立刻感到呼吸急促、四肢抽搐，甚至连站的力气都被抽光了。
“队长，让……让我干……干啥呀？”
“干啥？你以为下河游泳啊——快找窟窿。”
就靠脚趾摸？上哪儿找窟窿去？人都冻挺了。单田芳在水里四处乱跳，胡乱指挥了一阵子，就被叫上岸来。这时候，他如同触了高压电一样，目光呆滞，体如筛糠，牙齿互相错动，发出“咯咯”的声响……如果再多呆五分钟，恐怕连爬都爬不出来了。单田芳慌忙披着老棉袄、守着篝火堆，半天都没有缓过神来。
旭日东升，漫长的秋夜总算熬到头儿了。大队长挥着胳膊宣布：“干了一宿活儿，社员同志们都辛苦了！现在都到副业队去，喝两碗热乎乎的稀豆腐暖暖身子，就算犒劳乡亲们啦。”
副业队，没有食堂，屋子里摆了几张桌子，还垒着一铺大火炕。豆腐房嘛，常年不熄火，房间里暖和得犹如三月小阳春。大家都挤进来凑热闹，每人领到了一副碗筷，边谈笑边等待着豆腐出锅。单田芳也叽里哆嗦地挤在人群里，腋下夹着一双筷子、一只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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