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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问，单田芳是跑了。究竟流窜到什么地方，做老婆的一定摸底牌。这次，王全桂改变了战术，她转守为攻，又哭又闹，俨然是天下最大的受害者。为了不露马脚，她还咬牙切齿地痛骂自己的丈夫：“他成天犯神经，两眼发直，自言自语，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现行反革命’呀，走投无路，说不定心路一窄，跳河去了。这个王八蛋！要是真寻了短见，可就把我们娘儿们给坑啦……”
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还真把那群头头儿给唬住了，他们开始可怜这个“反革命”家属，甚至反过头来宽慰她：“你别胡思乱想，老单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可能一时糊涂，走了当初周士那条路，相信他会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你先回去等等，一旦有了他的消息，马上通知大队……”
村里这一关，总算过了。可是，亲人下落不明，全家人依旧是心急如焚，正当他们敲小鼓的时候，老孙家悄悄地捎来了单田芳的密信。王全桂立刻催促女儿进沈阳，一篮子鸡蛋成了惠丽赶集上庙的掩护道具。机灵的小姑娘飞也似的赶到县城，买完票就慌里慌张地上车了，哪儿还有心思变卖篮子里的东西？沉甸甸地拎着走吧。
单田芳卷了一只蛤蟆筒旱烟，点着，足足地吸了一大口，随后，痛快淋漓地吐出一团淡紫色的烟雾——这是他多年养成的、最舒适的抒情方式：谢天谢地，酝酿已久的“逃跑计划”终于大功告成，自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研究“水泡花儿”了。
评书里有的是历史典故，太公卖面、刘备卖鞋、秦琼卖马、杨志卖刀……几乎所有的潦倒英雄和落魄书生都曾沦为小商贩儿。古人瞧不起蝇头小利、撂地摆摊，可是，困境之中，也只能靠这种不太体面的手段来自己拯救自己了。似乎古人的小买卖儿十分风雅，20世纪70年代初，沈阳又多了一位卖水泡花儿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也曾披露过这段历史。观众们感到风雅吗？好玩儿吗？细心人肯定注意到了，屏幕上，手擎水泡花儿的单田芳始终都在含泪微笑。
沈阳太原街，是全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商店林立，顾客如流，街道两旁还有许多“打游击”的小生意人。虽说那个年代高喊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可是“尾巴”越割越多，即使警察、民兵轮番出动也无济于事。太原街上天天都在打游击战。
有人高喊一嗓子：“警察来啦！”“嗡——”小商小贩都像苍蝇似的飞光了。警察一撤，“刷——”人们又三三两两地飞回原地。这种飞来飞去的买卖居然能长年存活，卖水泡花儿自然也会有生意做。
刘家小三儿、小四儿，先把罐头瓶、玻璃杯灌满水，再把扎好的花儿往里一放，晃动两下，水里的花儿就艳丽地绽开了。小姐儿俩举着瓶子、尖着嗓子向过路人叫卖，一会儿就被大姑娘、小媳妇围得严严实实的，人们像抢购冬储大白菜似的掏腰包，你一瓶、我一瓶，工夫不大就卖光了。单田芳带着惠丽在暗处观察，不到三四天时间就变成内行了。
事先和刘宗仁讲好的，赊货。甭管卖多少，只要能挣出几个饭钱，就算不给人家添麻烦了。当天，就点了一百个水泡花儿，沉甸甸地装进黄书兜里，单家父女拎着自己的货，走上了长街。惟恐警察逮住，干脆换个地方，这么大的沈阳城，哪儿还不卖东西呀。两眼一抹黑，边摸边看呗。
第一次单独练摊儿非常不顺。整整一上午，穿街过巷净走路了，连张都没开。中午时分，爷儿俩串到了郊区附近、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段警察是没了，可是买东西的也找不着。惠丽觉得，郊区的人肯定都挺富裕，反正也没人管，自己先进去试试。孩子走了，单田芳蹲在村外守候，他六神无主，情绪焦躁，生怕女儿出点儿啥事儿。
正当他一口接一口猛吸纸烟的时候，惠丽喜形于色地跑了回来。父亲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女儿双手一摊，笑眯眯地答道：“爸，你看！两毛钱一个，全都卖光啦！”单田芳长出了一口气，说：“总算开张了，接着去吧！”
惠丽腿脚麻利，刚跑出去半袋烟的工夫，便又乐颠颠地奔了回来，水泡花儿都卖了，手上还多了两只大鸡蛋——据说是没钱人拿东西换的。看来，郊区乡村也下货呀。这下子，单田芳心里有底了。惠丽一五一十地往外卖，他就叼着纸烟等在外边，慢慢悠悠、怡然自得，一副寓公垂钓，沉稳轻松的模样。
那天，手里的货兜售一空，遗憾的是，路跑得太远了，往返足有二百多里。当爷儿俩筋疲力尽地赶回刘家的时候，已经是满天星斗，夜近子时了。刘宗仁等得眼睛都红了，一听他们的辉煌成果，顿时喜出望外，接着，又心疼地感叹道：“二百多里呀，牛马牲口都打哆嗦，人就更顶不住了。”
尽管如此，生意还得做。刘宗仁供货，只收工本费。单家爷儿俩上街，肯下辛苦。一连三天，纯利润居然卖到了二十多块，对于一贫如洗的单田芳来说，简直就是乞丐捡着了狗头金。他美滋滋地想：“一直这样干下去，将来的衣食住行就都有着落了。或许，水泡花儿就是养活我后半辈儿的营生呢……”
在刘宗仁的引荐下，单田芳找到一处临时的住所。房东是个姓金的孤老头子，爱说爱笑爱喝酒，时间不长，彼此就混熟了。虽说房子破旧肮脏，可是单田芳一点儿也不嫌弃，他照旧给老人沽酒割肉，像伺候长辈那样待承。金家简陋的屋檐下，又传出了少有的说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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