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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单田芳及时恢复了理智，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向一侧猛推车把，为的是把强大的惯性破解开。最后，“倒骑驴”猛然失去了重心，停在原地旋风似的打转儿，单田芳也身不由己地随着车子扭起了大秧歌。三拐两拐，终于控制不住了，“哐！——”一声巨响，和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撞了个正着。单田芳像个笨拙的面口袋似的横飞出去，摔倒在地之后，昏迷了足有两分钟。当清醒过来的时候，头顶上已经聚拢起围观的人群，几十双惊恐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微弱的肢体反应。
单田芳缓缓地抬起头来，首先看到了胯下那辆严重扭曲变形的三轮车。哦，自己还活着！站起来吧。这么想，却一点儿也动不了，原来一条腿还在“倒骑驴”底下生生地别着呢。一见这个阵势，钻心的疼痛立刻就袭上来，单田芳的第一感觉是： 我这条腿完了。
这起事故被息事宁人的单田芳独自包揽下来，他惟恐跟人矫情再生出其他的麻烦来。卡车司机和警察见没有纠纷，乐得拍屁股走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在同伴的陪同下，一瘸一拐地回了家。恰逢老婆孩子去长春探亲，只留下他独自倚在床头，慢慢地卷起带血的裤脚儿验伤——哎呀！半条腿已然青紫臃肿，车胎的花印，深入肌肤……回想车祸的经过，单田芳惊出了满头冷汗，关键时刻，如果没有那段马路牙子垫起撞过来的车轮，恐怕自己下半辈子都要拄拐棍了。
几天之后，王全桂回家，见丈夫好端端地伤成了这样，顿时冒上一股无名火儿，她气急败坏地骂道：“真是他妈的横陇沟里捞磙子——一步一个坎儿！我们上辈子做过啥孽呀，这些倒霉事儿都让咱家摊上！”
骂也不解决问题，最后还得上医院，在造反组织的监控下，单田芳被送进鞍山市最权威的医院，照Ｘ光、上石膏板、打绷带……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伤得很严重，一定要注意休息，不可随便走动。”旁边的“造反派”不爱听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赶紧把这个“现行反革命”发配到边远的农村去，如果一拖再拖，说不定会节外生枝。揣着这个卑劣的心理，他们直接和主治医生交涉，希望能按照造反组织的意图涂改诊断结果。恰好，诊室的房门没关，只垂着一条白布帘子，屋内的对话被门外的单田芳听得清清楚楚。
“造反派”带着几分威胁的口气说：“大夫，这个人是‘现行反革命’，需要马上遣送到农村去监督改造。无论如何，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阶级立场吧。”
大夫则不卑不亢地回敬道：“我是医生，首先应该讲究医德，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写？那叫渎职。在我这儿，只有患者，没有什么‘现行反革命’。我必须对患者负责。他的腿严重挫伤，如果得不到妥善治疗，可能就有截肢的危险。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吗？”
好心的医生自愿充当了挡箭牌，这回好，拿到医院的病假条，可以名正言顺地抱病休息了。俗话说：“官不差病人”，起码不用天天准时参加政治学习，下放农村的事儿也可以拖延一阵子。
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单田芳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屋顶寻思： 将来会怎么样，谁知道呢？也不操那份闲心了，过一天算一天呗。想着想着，他昏昏沉沉地入睡，不知不觉间，窗外已是满天星斗。
一条病腿也挡不住被遣送下乡，尽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打掩护，造反组织还是对单田芳下了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全家必须在2月2日前赶到下放地点报到。眼看就到春节了，过完年再走不行吗？“造反派”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 绝对不允许！
那么，鞍山的房子呢？原来，“组织”上早有规定，三间房子按照国营牌价核收，房费外加遣送费，总共七百多块，拿上这些钱，单家四口就被彻底“扫地出门”，从此，与鞍山市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脐带，被活活儿地割断了。
两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惠丽撅着小嘴儿不吱声，九岁的老铁可就不像姐姐那么有“涵养”了，小家伙儿哭着喊着不肯就范。闹到最后，王全桂急了，举起巴掌就要抽耳光。单田芳按住妻子，轻轻拉过扭脖子的老铁，说：“孩子，这次去农村，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呀——你不是最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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