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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到夏天的时候，单家连豆饼都买不起，眼看就要断炊了。唉声叹气的单永魁最后决定： 铤而走险，逃出长春。
单永魁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一条小道消息，难民可用一杆大枪换五个人出城；如果是德国镜面匣子枪，还能多带出两个人。也顾不上问这消息是不是可靠，他和朋友刘玉庆便开始悄悄地活动开了，因为毕竟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啊。两家人把箱底的黄金、银元凑在一起，买通了国民党一位姓方的连长，那个见钱眼开的家伙终于答应给弄几支“德国造”手枪。
单田芳是个有心计的孩子，他屏住呼吸暗自观察着父亲的一举一动。最近，单永魁很反常，他和几个陌生人经常钻进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鬼鬼祟祟地商量事情——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值得如此紧张呢？有一次，单田芳进屋拿东西，在场的人毫无防备，个个儿吓得脸色煞白。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单、刘两家很快就要出大变故了。
父亲黑着脸警告儿子：“大概你也知道了，咱们要拿枪支换人命。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千万不能捅出去！否则两家人谁也活不了……”单田芳机灵地点点头，他的胸口怦怦跳着，默默地祷告：“如果我们全家能逃出去，就让这一天快点儿到吧。”
单田芳至今还记得那一天，阴历八月初十，两家老少十四口，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东大桥——这里是出城的惟一通道。不料，关键时刻，那个方连长耍开了滑头，本来说好了，预付的钱款换取一支“德国镜面匣子枪”、一支“日本王八盒子”；谁想，交货的时候忽然变了，到手的竟是四条破烂不堪的步枪——锈迹斑斑，连枪栓都拉不开！费了半天唇舌，单永魁还是拗不过当官儿的，只得认倒霉。两家人提心吊胆地踏上了出城的路。
两家人，架着手推车，忐忑不安地赶路程。八月，本该是菊黄蟹肥、落红满地的时候，可是，青天白日之下，哪有一块太平地方？破败、焦煳、阴森、恐怖……身材瘦小的单田芳抱着沉甸甸的行李，跟其他人一起，在旷野上大汗淋漓地跋涉了一个多小时。这支小小的队伍就像行走在刀刃上，除了赌命运、赌生死，没有第二种选择。
果然，“军火换出城”的说法压根儿就是谣传，单、刘两家没有获准立即过关。在那种前无出路，后无归途的境地，多亏了王香桂的一位铁杆书迷帮忙，否则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归宿。
常言道：“人不该死总有救”，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的很多步骤都是在“碰运气”，漫无目的，昏头八脑。只有彻底走过来了，才知道庆幸和后怕。大名鼎鼎的王香桂拉扯着自己的儿子，同丈夫一起，狼狈不堪地混出了长春城。
总算逃离了战争的威胁，老老少少自然是欢天喜地。回眸以往痛苦而漫长的经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飘忽、离奇的梦。劫后余生的两家人徒步追随共产党的一支队伍，从长春直奔九台，从九台辗转吉林……虽说一路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最起码，眼前已经升起了新生活的曙光。
两家人是分开走的，单永魁和刘玉庆一路，女人们携带孩子一路。王香桂带着大儿子和两个小女儿，再加上死沉死沉的两大包行李，简直是寸步难行。最后，娘儿俩分工，包袱一人背一半，母亲管三女儿，单田芳负责四妹妹。一家四口，跟着大队人马，跌跌撞撞地上了路。真是不巧，单田芳的痢疾越闹越厉害，“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何况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呢？折腾了好几天，单田芳四肢瘫软、两眼昏黑，肚子还拧着劲儿生疼。他放下怀里的妹妹，栽倒在包袱上，想：“死了该多好，可以这么躺着舒舒服服，一动不动……”
王香桂忽然发现儿子掉队了，她扯开嗓子喊，除了空谷回音，再也没有响动。是不是出意外了？她慌了，立刻风风火火地往回赶，幸亏小女儿没有昏过去，孩子的呼喊细若游丝，但还是给敏感的母亲捕捉到了。当王香桂找到跟前的时候，两个孩子蜷缩在一丛乱草里，她的“大全子”小脸儿蜡黄，两眼紧闭，如果没有那点儿微弱的呼吸和心跳，简直就是一个死人了。母亲的心窝子像被饿狼狠狠地掏了一把，一低头，泪水便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逃出长春，战争的阴影越来越遥远，但是肚子还是咕咕乱叫。赶到九台的当天，王香桂把里外三新的丝绸旗袍交给儿子说：“去，当了它，换些吃的。”工夫不长，单田芳揣着当来的十万零五千块票子，一头扎进了九台街里的便民市场。先到煎饼铺，他扯出一千元一张的钞票递给掌柜，说：“煎饼，全买！”又跑到熏肉铺，同样扯出一张千元大钞，说：“熏肉，全买！”当他“呼哧呼哧”地奔回母亲身边时，怀里抱着尺把厚的一大摞热煎饼，还有沉甸甸的三大包熏牛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妈！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望着面颊通红的儿子，母亲真想抱过孩子亲两口。他还是个十三岁的娃娃啊，这份颠沛流离的罪，不该他受！轻轻地替儿子擦了把汗，一贯冷面的王香桂淡淡地笑了，慈爱地望着她的“大全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吉林，那可是座商贾云集的大城市，艺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恰好，暂时分离的单永魁也从吉林火车站连跑带颠地奔回了妻子儿女身边，团圆使得夫妇二人重操旧业，作艺糊口成为可能。在异乡亲朋的帮助下，单永魁和王香桂很快就打场子开书了。
王香桂是东北的曲艺名家，圈儿里的行话那叫“角儿”，联系一家茶社非常容易，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市场号召力，吉林城内的“九江茶社”随即挂起了她的广告牌。鼓板一响，掌声雷动，劫后余生的单家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书曲舞台。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单田芳讲到暂居吉林市的那段生活，苦笑了一下，说：“虽说全家都平平安安地逃出来了，可是，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好起来；我那时的肩上，担子反倒越来越沉重。”
父母忙得团团转，鸡零狗碎的家务活儿和两个不懂事的小妹就扔给了单田芳。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拢火烧水，买菜做饭，父母起床时，一定会见到案头沏好的香茶和不凉不烫的漱口水。单田芳成了家里的临时保姆，和两个妹妹玩了一整天，临茶社散场时，就背上四妹，牵着三妹去八卦市场买蔬菜。两个小女孩儿总会得到哥哥的犒赏——一人一块酸梨糕。
最令单田芳难忘的是上井挑水，小孩儿个儿矮，大扁担又弯又长，老木桶又沉又大，几丈深的井筒子每到冬天便结上了厚厚的白冰，摇摇摆摆地走在上面，“哧溜哧溜”地滑。有一次，水桶刚到半截腰，人差点儿给井绳拽下去。在场的人一片惊呼，纷纷瞪起眼珠子埋怨：“这家大人哪儿去了？支使孩子也放心！”
尽管如此，单田芳还是踉踉跄跄地挑他的水，来来回回，匆匆忙忙。没人知道，这个矮小瘦弱的孩子，肩膀有多疼，心事有多重。他是家里的长子，扑面而来的种种苦难就得自己站出来承受。他没有办法，也不想回避，直到古稀之年还是这样说：“我不在乎危险，从小就喜欢在危险中寻找乐趣。”
虽说战争已经走了，生活磨难却始终纠缠着，不肯放过单田芳。挑几缸水算什么？滑几个跟头又算什么？如果能够预知历史，透视未来，命运肯定会给出一个不祥的谶语：“真正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全部的磨难还没有到来——你就等着吧，单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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