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3）

    第二天晚上，外交部来电通知驻蒙古使馆，说明了事件经过，要求使馆提高警惕并采取措施，准备应付蒙方策动群众冲击使馆。铁路小联运的列车员抵达乌兰巴托，即来使馆汇报。描述了8月9日烧蒙古大使汽车的现场情况，并叙说最近两天北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其围墙上和道路上刷了许多大标语。其中有“打倒蒙修”、“打倒苏联的奴才泽登巴尔”。刘代办连夜召集使馆全体和驻蒙古各单位领导开会，布置应急措施。顿时，一片紧张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使馆。

    60年代曾发生过我国驻外使馆被驻在国暴徒冲击事件，人员被打伤，文件被抢走。驻蒙古使馆内部没有任何防卫设施，一旦被冲击，只能是靠人力抵挡。大家纷纷表示决心，誓死保卫使馆，宁死保守机密，人人的神经都极度绷紧。

    一天、两天过去了，除了蒙方报纸刊登其政府声明，以及发表文章进行反华鼓噪外，未见他们有任何冲击使馆或前来游行示威的迹象。而在北京，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8月18日再次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对其政府9日声明做出强烈反应，并正告蒙古当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的。

    时间过了五六天，罗马尼亚驻蒙古大使主动来拜访刘代办，告诉说前两天蒙古外交部召集各国驻蒙古使节开会，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首先宣读了蒙古政府声明，让到会人看了“东华门事件”的照片，接着说了些攻击中国政府的话，最后宣称蒙方不准备采取报复措施，以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对罗大使一家之言能否确信，刘代办决定通过外交活动摸摸情况，便前去拜会越南驻蒙古临时代办。中越两国使馆关系十分亲密，我国对越南抗美全力支援，仁至义尽，我驻蒙古使馆也在物质生活上，对其驻蒙古使馆多方给以关心和帮助。但是，越南临时代办在交谈中，对刘代办说明“八九”事件过程光听不语，对蒙古外交部召开会议及可能采取的措施也一声不吭。

    刘代办召开使馆全体会议，讲述了上述情况，大家认为罗马尼亚大使的话是可信的，虽然对蒙方仍存疑虑。我感到蒙方如果真的不采取报复措施，在外交上采取高姿态，就会使中国方面显得无理，而使自己赢得了声誉。我们这些中国外交人员面对我国形象受损，只有内心说不出来的痛楚。刘代办讲述中，对比了越南和罗马尼亚两家使节的态度，我不由得想到小学课本上的甲乙两个好朋友野外遇到黑熊的故事，觉得越南人太不够朋友。

    “八九事件”在使馆来讲，安全地度过了，但国家关系更进一步恶化，到了无可修补的地步。1967年9月30日，刘代办主持举行国庆招待会，蒙方最高来宾已由过去的一两名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降为外交部长与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往年出席的一些友好人士全都不见了。10月，蒙古政府撤回了其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

    刘代办于10月底，与商务参赞王琢之，以及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王琢之在张灿明大使回国后，与临时代办刘吉德一起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五二一事件”发生后，他曾让中建公司驻蒙工地给杀一口猪，改善一下使馆人员的生活，也含有对进行斗争的同志慰问之意。此举惹起了馆内几个年轻人的批判，说他是在庆祝挨打。我回到使馆后，他曾向我诉说这件事，委屈得含着眼泪。面对这位头发斑白的老参赞，我在那种情况下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

    刘吉德、王琢之回国后，外交部来电任命我做临时代办。不久，经援专员王琨和领事部主任孙立殿相继返馆，我们三人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任临时代办对我来讲当然是一副极其沉重的担子，而且没想到从1967年11月到1970年4月，我竟临时代办了两年半之久，这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历史上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