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飞往温都尔汗（1）

    第八章 奔赴飞机坠毁现场

    在中国使馆人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机内（蒙方发现取走）的航图标出了航线，从河北省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也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飞往温都尔汗

    1971年9月15日，中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讲，温都尔汗地区气象转好，专机两点半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我、研究室的沈庆沂，还有新来文化处的蒙文译员王中远，带着应用物品，并提着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急忙动身去乌兰巴托西南郊民航机场。这个机场离乌市中心十七公里，是50年代中期扩建的，跑道长约二千五百米，可以起降伊尔18和安12等大型螺旋桨飞机，但不能起降大型喷气式飞机。自从该机场扩建后，中蒙之间按照已签订的民航协定，每个星期有一个班次的伊尔18或伊尔14飞机，来往于北京—乌兰巴托之间。1964年两国关系变坏，旅客大大减少，这个航班陷于停顿。

    1966年初夏，由石油部唐克副部长率领的、铁人王进喜等劳模参加的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乘坐伊尔18专机路经莫斯科回国时，在这个民航机场降落加油，并停留了一个晚上。唐克副部长是张灿明大使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大使请他在礼堂给使馆全体人员做了一次报告，讲我国石油开发情况，以及王进喜等劳模的英雄事迹。当他激动地讲：中国已把贫油的帽子，永远地甩到太平洋去了!大家深受鼓舞，长时间热烈鼓掌。使馆人员对王铁人敬佩之至，几乎每个人都拉他一同照像留念，他来者不拒，待人十分平和可亲。

    为了保障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乌兰巴托机场的安全，使馆的外交官两人一组，轮流前去同机上乘务组人员一起看守飞机。我在看守飞机时，曾向多次飞过北京—莫斯科这条航线的老飞行员询问这条航线的情况。他讲，这条航线基本上是沿着中蒙苏三国的铁路飞的，即使夜间也不会迷航，不过在沙漠戈壁上空，因气流变化无常，有时颠簸厉害。他还说，乌兰巴托这个机场，由于南、西两面有山，跑道也比较短，像伊尔18这类大型飞机，必须刮北风时顶风才能起飞。第二天下午，专机起飞，使馆有几个同志乘机回国休假。我很羡慕他们，心想什么时候也能乘飞机回国?

    没想到，乘飞机的愿望五年后付诸实现，但不是回国，而是在蒙古境内。

    9月15日下午两点一刻，许大使和我们三人，一到乌兰巴托机场，就看到在候机楼前停着一架较旧的伊尔14飞机，螺旋桨已在缓缓转动，舷梯下站着几个人，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还有一个不相识的高个军人。我们走近机前相互问好后，古尔斯德用流利的中国话介绍说，这位军官是边防内务军的处长桑加上校，他是这次视察现场的蒙方首席官员。高陶布接着向许大使解释，蒙方参加视察活动的除了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的官员外，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古通讯社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人员。他边说边引导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登上飞机，在前面几排座位就坐。我往后舱一瞅，嗬，无怪乎蒙方一再推延答复动身时间，原来他们组织了这么一个庞杂的班子，看来蒙方对这次视察活动是相当重视的。坐定不久，飞机就滑向跑道，随即平稳腾空。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2时45分。

    机场跑道是东南—西北走向，时值9月中旬，乌兰巴托多西北风，因此飞机朝向西北起飞，升空后很快将航向转向正东，目的地是邻接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航程约三百公里。

    在飞机前部座位上，只有我们四个人和蒙古外交部的几个人，双方都不讲话，气氛显得冷清沉闷。许大使眼望前方，目光凝滞，似已陷于沉思。小沈、小王在打瞌睡，弥补昨夜的缺觉。我虽然也困，但却想从上空看看乌兰巴托及其附近地区。从舷窗向外看去，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乌兰巴托市以南的山区，海拔二千二百五十七米的博格多汗山，高踞在土拉河边，它的周围是一道道东西走向的起伏山峦，来自中蒙边境的铁路，从它脚下的山谷中蜿蜒伸向乌市中心车站，然后又穿过市区往北通向蒙苏边境。从地形上看，这片山区是乌兰巴托非常好的天然屏障。山上密密层层的松林，因天气转冷而开始发黑。树都长在山的北坡，南坡只有已经开始枯黄的绵延不绝的草丛。这是由于高耸的博格多汗山，挡住了来自北冰洋经过西伯利亚吹来的湿润空气，夏季降雨和冬季积雪都比较多，因而山北坡宜于树木生长。这同我三年前到蒙古中北部旅行所见相同，只不过博格多汗山上的松林更为茂密，而乌兰巴托市也因之较蒙境同纬度地区，气候不那么十分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