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新大使莅任

    新大使莅任

    1971年8月20日，新任驻蒙古的许文益大使和夫人，乘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乌兰巴托莅任。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明珠尔扎布、女副司长图门登贝尔勒等到车站迎接。中国大使馆的全体外交官和工作人员，除值班人员外，全体来到车站迎接。

    许大使个子不高，体健挺拔，方方的面庞，有些黝黑，微笑着与欢迎的人们握手，微笑中带有几分严肃。大使夫人卓文，身材苗条，面肤白皙，谈吐和婉，与许大使形成对照。她来蒙古前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据了解，许大使是一位老八路，现年五十四岁，解放战争末期，任解放军一个部队的团副政委。全国解放后，调入外交系统工作。来蒙古前，在非洲赤道上的刚果共和国，任中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赤道上的阳光和热风把他的面庞熏黑。为了解决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五年的空缺，外交部于7月初将他紧急调回，在国内仅仅停留一个多月，就被派到蒙古。

    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到任，标志着中蒙关系已经开始正常化，虽然两国之间依然较冷，并且尚有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

    大使到任后的第一个外交活动是递交国书。鉴于过去几年中蒙关系的艰难曲折，估计至少要等待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得到安排。然而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天，蒙古外交部就于8月24日，安排许大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递交国书。新到任的大使，能够迅速地递交国书，这是驻在国的友好表示。

    呼拉尔意译为“会议”，大人民呼拉尔即全国的人民会议，相当于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蒙古最高权力机构。它建立于1924年11月，即彻底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宣告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际，蒙古的第一部宪法由它通过。当时，首届大呼拉尔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小呼拉尔，作为大呼拉尔的常设机构。1949年2月，在第九次大呼拉尔会议上，将大呼拉尔定名为大人民呼拉尔，小呼拉尔改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团在大人民呼拉尔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主席团主席即为国家元首。

    递交国书，这在国家关系上是一种重要仪式，中国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出席，蒙方参加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云登，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和礼宾司司长明珠尔扎布。我来蒙古已六年之久，经历了蒙古的一个又一个“冬天”，没想到能赶上国家关系转向正常化，参加了新大使递交国书仪式。

    许大使递交国书之后，工作分做两方面进行，对外根据蒙古外交部的安排，开始进行到任拜会活动。拜会活动中，气氛是相当友好的。对内，听取使馆各部门工作汇报，一般一个单位讲不到半天，而经援工作，一个整天也没有讲完，诸多问题等待许大使去解决，其中突出的是援蒙未完工程的处理。许大使传达了国内有关通过谈判妥善移交的指示，他让王琨会同驻蒙建筑公司领导人，抓紧准备资料和意见，提交使馆党委做一次系统讨论。

    许大使意识到，他来蒙古工作决非轻松，而是面临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哪里知道一个更为困难复杂的意外事件就要到来。

    9月14日，中国大使馆里，人们刚吃过早饭还没有上班，蒙古外交部忽然打来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要约见许大使。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半天打招呼，而今天的约见这样急促，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那几年，也是很少见的，更何况许大使还没有拜会过他。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刚到任二十几天的许大使，给大家的印象是沉着持重，富有外交经验，但遇到这种异乎寻常的约见，也不由得心中掂量起来。他随即找来政务参赞老吕和使馆各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研究。大家都感到来得突然，如果两国间不发生大事，不会有这样紧急的约见，然而，却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中蒙关系已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轨道，双方在处理相互关系问题上都比较慎重，一般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到会同志设想了各种可能，最坏的估计是中蒙边境上出现了什么意外冲突。8点20分刚过，许大使和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而去。大家抱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我根据自己在蒙古多年的工作经脸，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