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抵达驻蒙古使馆（2）

    列车越过铁路桥，鸣笛驶进乌兰巴托车站。列车员帮我把行李提到站台，列车长过来道别，问使馆接站的人见到没有。我非常感谢他和列车员一路上的照顾，希望今后能再乘坐他们的车。他说那今后肯定有很多机会，不过你将来可能更喜欢乘小联运了。正说话间，两位穿皮大衣的人快步走来，问我是不是北京来的孙一先同志。他们自我介绍，我当时只记住瘦一点的是老姜，胖一点的是小毛。他们同列车长打了招呼，并跟我一起同列车长道再见，祝他莫斯科之旅一路顺风，然后提上行李走出车站。这时，太阳还没有出山，而天色已经大亮。

    路上行人不多，车辆更少，我们的车开得挺快，十来分钟就抵达使馆。在车上我左顾右盼，想尽量多留下一些第一次的印象。老姜不断指点一些建筑，给我介绍是蒙古的什么部门，不过，给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只有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和它前面的广场，以及广场中间高耸的骑马的苏赫巴特尔塑像。但是应该说，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还是有的。车开进使馆大门，绕过主楼开到后院的宿舍楼，小毛说下车吧，到家啦!家?这个字眼我顿时感到有点生疏。他们俩帮我把行李搬上二层事先准备好的两间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房间，没有坐下，小毛就建议先去吃饭，因为食堂已开过饭，不能久等我们。饭后，他们带我走进使馆的主楼。

    说也凑巧，正好张灿明大使在前厅向一位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看来十分精明的同志交待事情。张大使看到我们进来，没等老姜介绍，就连说：“欢迎，欢迎!”并同我握手。张大使个子高高的，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面容酷似解放军著名儒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我在国内就听说他们是亲兄弟。张大使向我介绍了那位个子不高的同志：“这是办公室主任刘吉德同志。”然后挽着我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说：“到我办公室谈谈去。”上到二楼东头他的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我首先向他问好，并转达国内有关部门对他的问候。他再一次表示欢迎我来馆工作，询问我旅途中感受如何。第一次见面交谈，虽然有点外交程式，但洋溢着同志式的热情。

    “你的外交职衔是二等秘书?”张大使问。

    “是的，这是国内定的。”我回答。

    “那你就在文化处负责吧。使馆下设这么几个部门：办公室、研究室、商参处、经参处、领事部，还有文化处，干部加职工总共五十多人。”张大使一口四川话，乡音未改。“你爱人为什么不一起来?”

    “她在河北省搞‘四清’，明年春天才结束，人事部门说明年上半年派她来使馆。”

    “国内情况怎么样?”

    “经过这两年的调整和恢复，市场供应好多了，粮、油、蛋都能吃上，凭票供应，量还是不多，牛奶只给小孩和病人。马上到年底了，人们展望1966年，对生活进一步改善，挺有信心的。”

    “听说最近有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

    “是的，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指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说他写这篇东西有阴谋，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接着我又补充一句：“我来时随身带了一张报纸，大使有兴趣，我送来您看看。”

    “好的。”他转了话锋，“中蒙关系变冷了，我国对蒙古的劳动力援助已被迫结束，经济援助也在扯皮，贸易开始下降。苏联军队一个建筑旅已开进蒙古，中东南部省份出现了好多处苏军勘探队，说是为了找水、打井，但每个队都配了野外通讯电台车。”

    “苏联军队建筑旅进蒙，还有那些可疑的勘探小分队，在北京有关部门向我介绍了，他们要求我进一步注意查证。”

    “是啊，你不光搞文化，可能也得来点武化喽。”说着，他和我都笑起来。

    不敢过多占用他的时间，我就告辞，下楼前去另一房间看望了大使夫人杨波，她和大使同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然后，我来到文化处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