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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完阿卜杜勒老太太的房租后，清点全身上下，我还剩下1400美金多一点。用这点钱，我开始了长达一周的筹备。因为钱少，只能把能调动的人全部叫来帮忙了。我把住在海法的6个福建人和两个厨师全部叫进了绿区，组成了我的装修大军。
当时我的通行证已经下来了，但是按照规定，这个等级的通行证只能带1个人进绿区，守门的哨兵给了我们特殊的照顾：“看在你开中餐馆的份儿上，允许你带8个人进去。”
进门有人照顾，但是房子的情况就没人帮忙了——我们租下的这间房子不知是不是主人为了躲避萨达姆的暴政，40年没人住过。房间里到处都是蜘蛛网，墙面处处剥落，没有一个巴掌大的完整地方，电线、水管全部被人撬走，排水管道也没有，更不用说有门窗之类的东西。我开始怀疑租房子的人是不是真房东。再找房东老太太要房产证明看看，她一脸痛苦的表情告诉我，房产证明被战争时的大火烧毁了——事隔不久便得知，整个绿区的房子都是姓萨达姆的，只是在旧政权垮台后被无产阶级共产了，而共产了我所租房子这片区域的是一个叫舍米尔的家族，这个家族现在主要收入来源是靠给在绿区的美军士兵洗衣服。
整理房间的任务交给了福建人和厨师，我和卡森开始了艰难的采购——碗筷桌椅就用了400美金，搭建灶台用了300美金，装修用了200美金，几个煤气罐用了200美金——这时候，卡森趁火打劫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把他们家里用了10年的二手破冰箱用200美金的价格卖给了我——后来我知道，在巴格达，新的冰箱才270美金。
最离谱的是，在我们装修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房东老太太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外人看着他们扛着工具干劲十足的样子，还以为是来帮忙的，谁知道他们竟然是来拆门框和铁制窗框的。按房东老太太的说法：“你们租了房子，可是门框还是我的。”
国内从没见过这样赖皮的房东，我顿时没了脾气，问他们：“不拆门框成吗？给你们钱。”房东老太太狡猾地笑了，“也可以，一个门框50美金。”
“你抢钱啊？”我说，“你拆吧，我不要了。”
就这样，我手里最后的一点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到了开业前一天，我因为前期筹备，已经不得不找岳厨师借钱买菜了。他知道我的难处，没多说什么，当时大家心很齐，如果干不出一点事业，怎么有脸回家！
那时候，我的鞋子里还缝着最后500美金救命钱——万一没了出路，我指望着这点钱能渡过难关，所以这笔钱是绝对不能动的。当时的我万万没有想到，8个月后，餐厅生意红火，这装载着500美金的鞋子，被扔在角落遗忘，差点给打杂的当垃圾扔掉。
2003年12月4日夜，我们把安德鲁斯公寓的“中国龙”招牌取来，原样挂在了我们在绿区的餐厅。在安德鲁斯公寓的时候，它始终笼罩在“安德鲁斯公寓”的牌子之下，人们说起，都是“安德鲁斯公寓”中餐厅，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龙”，现在我们在绿区的“中国龙”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开张了。作为战后第一家中餐厅，“中国龙”的名字，是我们初到巴格达时，由新华社记者王波取的。孙必干大使亲笔题写，为了它，大使写了十几份草稿，十分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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