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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江青在她直接操纵的专案组编造伪证、整理报送的刘少奇三本所谓“罪证”材料时，定下了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林彪看了江青写的东西，正中下怀，马上批写“完全同意”四个字，并写上“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罪恶活动中，江青、林彪一唱一和的反革命双簧的演出，可谓惟妙惟肖。
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林彪捏造“二月兵变”，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是“土匪”。江青马上诬陷贺龙是“坏人”，是“刽子手”，扬言要把“贺龙端出来”。贺龙被迫害致死。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下旬，江青叫嚷：“军内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紧跟着，林彪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口号。江青看后大叫“赶快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后，批示“完全同意”。
江青把“三老”、“四帅”所谓大闹怀仁堂，污蔑为“二月逆流”后，林彪立即在毛家湾将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叫来，并调黄永胜从广州军区赶来，面授机宜，叫他们回去搜集诬陷“三老”、“四帅”的材料，限三天送给江青。
林彪恶狠狠地说，“我们要刮一场十级、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把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的人统统揪出来，该打倒的打倒，该罢官的罢官，该关押的关押，该枪毙的枪毙，对他们决不能留情！”
林彪还下令，把罗瑞卿用罗筐抬出来批斗，把他夫人郝治平也揪来批斗。
江青最害怕她３０年代在上海被捕叛变自首的罪恶历史和她演员生涯的风月丑闻暴露。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４日，江青来到毛家湾对叶群说，“‘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我想办法打倒他们。”两个恶魔秘密交易，当即交换了“仇人”名单。不久叶群指使吴法宪、江腾蛟，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导演、总导演、烈士孙炳文的遗孤，周恩来、邓颖超培育长大成名的孙维世逮捕入狱，残酷迫害致死。其原因就是因为刚正不阿的孙维世不受江青的拉拢，不上她的贼船；就是因叶群得知林彪曾对孙维世有过单相思，因而妒火中烧。这样孙维世就成了江青、叶群两家的仇人，她们利用窃据的权力，把一位艺术名人迫害致死，孙维世当年只有４７岁！
江青、叶群指使吴法宪、江腾蛟等人在一天深夜同时查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上海五位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家，以销毁江青的丑恶历史罪证材料；他们还将知情的著名电影演员上官文珠和舒绣文迫害致死。把在上海曾经照顾、帮助过江青的秦桂贞老人骗到北京，关押了七年多。
他们把当年了解江青底细的上海地下党同志全部打成反革命、特务，进行迫害。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杨帆关押起来。潘汉年夫妇冤死在狱中。
五、林彪、叶群魂断荒郊之前和江青的最后勾结
如果说，江青在党的“九大”前，羽毛还不够丰满，时时事事需要借重林彪，那么“九大”后江青的情况就不同了，江、林两个反革命集团成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腰杆显然更硬朗了，他们在勾结中，固有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并一步步激化起来。参加宪法修改起草小组的康生、张春桥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因为对于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用意，江青心里十分清楚，所以两个集团成员曾经发生过多次争吵。
毛泽东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提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阴谋抢班夺权，“和平过渡”，在内心深处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口头上却仍然坚持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之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斗争白热化。
林彪在开幕式上，抢先发言，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为林彪炮制“天才语录”。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大肆鼓噪，制造混乱。他们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敲山震虎，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揭穿了“天才论”的骗局，挫败了林彪集团有计划、有组织的抢班夺权阴谋。这时的林彪集团非常惊恐。江青集团既有些扬眉吐气，又有点兔死狐悲，他们还看不清楚林彪的失势和毛泽东的下一步棋，江青还在勾结拉拢，而林彪则另有打算。此时叶群频频出动，找江青探消息，摸底细，做工作；江青则电话不断，又是通风报信，又是问候、安慰、感谢。反过来，叶群又是答谢，又是登门拜访，两家忙得不亦乐乎。叶群于９月２日去江青住地摸底回来后，当天下午２时打电话对江青说，“我从江青同志那里回来以后，给林彪同志谈了，林彪同志很高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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