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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手搂着哥哥，一手扶着妹妹，看着慢慢长大的儿女满脸的喜悦。
哥哥似在向母亲撒着娇，而蒋孝章却自顾自地想着心事。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这句话用在蒋孝章身上是最贴切不过了。她不仅是母亲蒋方良的贴心小棉袄，更是蒋经国、蒋介石夫妇的小小解语花。
1937年，蒋经国夫妇偕一子一女（爱伦与爱理），千里迢迢从苏联回国，蒋介石一见中俄混合结晶、金发碧眼的孙女就顿生喜爱之情。难得的是她落落大方，并不像一般小女孩那样羞涩，不与大人接近。按照中国旧习，生子是弄璋之喜，生女只是弄瓦之喜。但因为蒋介石特别钟爱孙女，一反常例给这个孙女取名孝章，把她看作美玉。为什么呢，物以稀为贵，因为蒋孝章是蒋介石惟一的孙女。
不像自己的哥哥蒋孝文那样跋扈，蒋孝章从小听话懂事。上小学的时候，蒋经国不放心让蒋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机中午为蒋孝章送饭盒去，蒋孝章却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坚决要在学校吃饭。最后司机只得将饭盒放在学校门房的地方，看她拿到饭盒。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她很少坐汽车，宁愿骑脚踏车去上学，并且对周围的人彬彬有礼，从不摆小姐架子，这些使她受到了蒋家侍卫和服务人员的尊重。
孝章的心地很善良，可是她的个性和脾气却相当倔强，所以，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孝章发脾气。只要是孝章什么事情不愉快，蒋经国官邸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真是食不知味，非要把孝章逗到笑了，蒋家的低气压才算解除。通常，只要孝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蒋经国偶尔会叫好友王叔铭到家里来，一起把孝章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孝章心情缓和下来，总算雨过天晴。
而在兄弟中间，蒋孝章更是“救命稻草”。蒋孝文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道：“那时我非常顽皮，时常惹得父母生气。父亲一生气，就会把我绑起来打。挨打的时候，惟一可以救我的人，只有小妹孝章。父亲最喜欢她，她又懂得向父亲撒娇。她扑到父亲怀里就万事皆无了。她是我可靠的避风港。最怕的就是她上学不在家，那就没有人能‘救’我了。”由此可知，蒋孝章在其父心目中的位置。
从大陆到台湾的三四年后，蒋孝章已是16岁。“长得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人见人爱”。她是混血儿，既有东方女性的贤淑之气，又有几分欧洲女子的洋味，很有魅力。1957年，蒋孝章中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攻读英国文学。临行前，蒋经国生怕爱女在国外无人照顾，就重托了当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他的家庭在美国。俞大维接受使命，立即打电话到纽约的家里，要儿子俞扬和尽心照顾蒋孝章。就是这样，母亲蒋方良还是不放心，亲自伴送女儿到美国。她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看到女儿诸事妥帖，才放心回到台湾。
这一来，月下老人的红线就把一对青年男女——蒋孝章和俞扬和紧紧系在一起了。
关于两个人的相爱历程，由俞扬和、蒋孝章两人署名的《俞扬和与蒋孝章红宝石之路》做了最详细的阐述，这也是对外界众多不公正报道的一种纠正。之所以叫“红宝石之路”，正是为了庆祝二人结婚40周年，正逢“红宝石婚”。
在文中，俞扬和回忆了自己和蒋孝章的初遇：“1959年近圣诞节，孝文、孝章兄妹俩初次来美，先至华盛顿特区舍下作礼貌性造访，旋即转往旧金山。适余正和第二任妻子华裔生活习惯不尽相同，意见也不合，致情绪低潮，歉未尽情招待，更谈不上深刻印象。当他们在金山出现困难或发生些问题时，求助无门，便打电话来舍间，那时候义不容辞只有由我设法帮忙去解决。后来我因业务到美西，顺道来金山看他们和代解决问题，三人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才算正式相识。就在这时与孝章不知为什么就是那么契合融洽，显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此后常在电话中聊天，似有说不完的话，很快便建立起来了情感。如果说‘千里姻缘一线牵’，那彼我间这几根线应该就是电话线了。”
可是，二人恋爱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很简单，俞扬和曾经离过两次婚，比蒋孝章还大一二十岁。于是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俞扬和是个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具，还有的说这是一场政治婚姻，蒋经国为了拉“拢国防部”长不惜用女儿做牺牲品。
为此，俞扬和在回忆中提到，“（我）自问于心无愧，自信‘真金不怕火炼’，不必他人传话，决心单枪匹马回台北亲向经国先生禀报，接受挑战。话再说回来，我也据实禀报如何与第二位内子因生活习惯不同及意见不合而协议离婚的往事。虽未听他老人家任何评论，但见带有同情的表情，沉思一会后又说了一句似极平常实非平常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未加以解释，实却代表了千言万语的内涵。而他老人家似意犹未尽，嘱再说下去，猜测其定想了解什么？便大胆直率地坦陈“孝章与我在美国一东一西，人格保证不敢越雷池一步，可请孝章回国体验，证明如有越轨行为或言之不实，誓愿接受任何处分或横遭雷击”，蒙即赐复“不必这么说”，但相信以经国先生之超人智慧，经历及经验，对当初所闻和我所说必然也很易于查证过，才完全改变了对我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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