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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总统”父亲与一位“总统”儿子，一个专制，一个民主。
1950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蒋经国也不负父望，将军中政工制度彻底改造，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团的活动，由党员出任辅导长，各级军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级辅导长的签署始得生效，以严格贯彻对军人的教育、监督以及反情报工作。1952年10月，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失败的三青团组织，这个组织以号召各校学生青年参与“革命救国”为目标，深入各个学校。
寒暑假期间，“救国团”举办各种军事战斗的研习营，让青年怀着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间乡野，告诉青年们要以服务人群为自己的远大志向。因此，“救国团”组织的青年服务队会到偏僻的农村为孩子们提供义务教学，为老人们提供娱乐，或写信慰问前线战士。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们由献身服务人群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正直廉洁的性格，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引导青年们青春叛逆的本能进入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与实践中，“救国团”同时也灌输应对“领袖”毫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这套心理训练的技巧使得青年们成为“政治领袖”忠贞不贰的捍卫者，深深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青年精英。而蒋经国对“救国团”亦很重视，在1973年才卸下主任一职。期间他被称作“青年的导师”，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1952年11月，蒋经国的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日后不仅进入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也被分配到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团体等机构，重新塑造了台湾的意识形态。
但尽管蒋经国表现强势，但是在其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那就是宋美龄。蒋介石虽早已决定交棒给蒋经国，但宋美龄与蒋经国的斗争中，蒋经国不一定占上风，而大家长蒋介石也不时要让宋美龄三分。在国民党党务改造中，宋美龄更是硬把蒋介石的决定逆转。
1953年国民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党务改造。隔年进行“中央”委员党籍总检查，蒋介石指示要开除始终未归的“中委”，结果党部签报上来孔祥熙、宋子文等13人。当下属把公文送交蒋介石核定，结果第二天宋美龄就召见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对孔、宋将被除名表达极度不满。隔天，周宏涛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大老板要他以后不要把尚未决定之事告知宋美龄。之后，蒋介石又问周宏涛，蒋经国是否为中央检查小组的成员？事实上蒋经国并未列名其间。据周宏涛此后的推论，蒋介石这样问，是宋美龄疑心开除孔宋是蒋经国的主意。最后，蒋介石把他原本已核定的开除案收回，改为“如无附匪及不法言行者，准予补发新党证”，保住了孔宋的党籍。
1950～1960 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 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吴国桢”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其的影响力已经在慢慢超越宋美龄。
蒋介石为什么传位给蒋经国而不是宋美龄，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在蒋介石这个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封建独裁者来说，父系权力传承当然是在男性世界进行的。无论宋美龄有多么能干，她也不是自己人。而对于后者而言，其实与蒋经国之间的争斗也可理解，因为她无所自处，所以需要通过对孔宋娘家的支持和扶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也许这对宋美龄这位才能出众却身陷于传统豪门父权结构中的女性并不十分公允。两种都是“家天下”的专制理念，但宋美龄希望的这个天下，孔宋家能与蒋家共同分享，而不是由非她所出的蒋经国独自享用。
但是，台湾岛内却有一股声音在反对“家天下”、“传位与子”的封建专制做法，“雷震案件”的发生就是这些反对声音最强有力的发言。
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讲学，在公开的演讲中，他以批评共产党为主题，可是与蒋私下会晤中，胡又说出他另一面的看法。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蒋公约我吃饭，７点见他，８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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