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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落到实际层面上，“妇联会”要做的工作就是“组训”、“慰劳”、“文宣”等重点工作。根据“妇联会”自己刊物的说法指出：“1950年4月25日，宋美龄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不管是真是假，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宋美龄对自己的新角色还是非常喜欢的。
而此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也正在积极酝酿。“救国团”是蒋经国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宋美龄一手操持成立的妇女组织。一个是太子党，一个夫人派，各自轰轰烈烈，各有千秋，倒别有一番意趣。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进入台湾后，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夺权”斗争愈发激烈。而两人之间的隔阂要追溯到更早。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尽管蒋经国的种种设想和举动都是好的，但“打虎行动”进一步深入进去，挖到自家亲戚孔令侃头上去，却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此次逮捕自己人的行动让蒋经国和宋美龄本来就淡漠的关系雪上加霜。20世纪50年代，二人之间更因为“吴国桢事件”致使矛盾更加激烈。
吴国桢，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公费保送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来到台湾后，因为吴国桢的亲美背景，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1949年1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可是，“太子爷”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大搞白色恐怖，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国桢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尤其是吴国桢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日益公开化，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发泄对蒋经国的不满，甚至说蒋经国“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对于吴国桢，刚开始蒋介石还可以容忍，但随着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美国人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已不再需要用吴国桢、孙立人等亲美人物装点门面，他已开始准备清理这股异己势力。而吴国桢也意识到：蒋介石的“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是该离台的时候了。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美国舆论哗然。一周以后，吴国桢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
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要求，但遭美国拒绝。
此后的事件还有很多，例如1967年宋美龄有意让她欣赏的陆以正担任新闻局长，却被蒋经国封杀，换上的是蒋经国喜爱、常会博蒋经国欢心的魏景蒙。1972年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蒋经国即将接任“行政院”长，他们父子商量好要让周宏涛接任“财政部”长，蒋经国并将此事面告周宏涛。但据周宏涛这个当事人回忆，蒋经国堂侄、时任“总统”府会计长的蒋孝佐告诉他，宋美龄的外甥、大姐宋霭龄之子孔令侃找上宋美龄，希望在新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一面是儿子，一面是妻子，宋美龄此举引发夫妇间的争执，最后两人各退一步，各自的人马（周宏涛是蒋介石的秘书，孔令侃是宋美龄的外甥）都出局，改由李国鼎接任。蒋介石为此事与宋美龄怄气，独自搬到阳明山竹子湖住了一段时日。
当然，这些都是小插曲，宋美龄和蒋经国都是蒋介石最为信赖的人。而在外交方面，只要蒋介石一天还依靠美国，需要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就得需要宋美龄的帮助。
1956年8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目的就是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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