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毛泽东（右）和蒋介石（左），一味依靠人民的力量打下了江山，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一位乞求于美英的帮助而失之于民，得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愤怒。历史的教训总是那样地深刻。
纵观台湾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了农村的土地问题。但是，台湾的土地改革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是十分“温和”的。土地改革虽然使得地主失去了土地，但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持有股票的资本家。后来，随着台湾经济发展，股票不断增值，这些人也都发了财。所以有人说，台湾土地改革实质上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经济利益。
除此之外，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如币制改革、加强外汇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使得台湾经济开始复苏。1949年的台湾，还是非常贫穷落后的。不少国民党在大陆时的县长、团长，到台湾后因为生活无着，沿街乞讨的比比皆是。当时台湾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而军事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到了1952年，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再加上美国从1950年下半年起，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入了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所以台湾经济很快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但与经济发展相背离的是蒋介石在文化上面的钳制，长达38年的戒严和白色恐怖统治，依然让今天的人心有余悸。当时甚至达到了，只要有人敢讲国民党“政府”不好，就有可能会“失踪”，特别是老师、律师、医生等精英和知识分子，可能是入狱甚至被枪毙。
之所以说长达38年，是因为从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限的先例。 根据“戒严令”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宵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尤其严厉的是，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如有违反者，将以军法惩处。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台湾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使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花样达100多种。
这林林总总的“非常时期”法律，一方面，极大地扩充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很多台湾人民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生活自由被剥夺得越来越少。台湾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冠以违反“××管制办法”，依据“××惩戒法令”而遭到惩处。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惩治，就扣上一顶“私通共匪”的红帽子，永世不得翻身。
而此时的宋美龄也在鼎力相助，继续扮演“好帮手”的角色。1950年，刚刚回到台湾的宋美龄一刻没有停歇，就向蒋介石提出有关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时，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
于是，“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这个组织便适时成立了，一些蒋介石的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围绕在宋美龄四周，开始了其“辅助夫君”的第二职业。
此后，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为起始的宋美龄机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宋美龄关系渊源密切的单位，又增加了三个，诸如“华兴幼儿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和圆山大饭店等，加上原先大陆时期就和宋美龄渊源密切的黄仁霖主导的“励志社”，宋美龄在全盛时期，共有五个主要的机关，围绕在她的四周。“妇联会”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陈谭祥女士、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以及钱用和、吕晓道、陈纪彝、林慎、郑玉丽、皮以书等人。除此之外，还有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
毫无疑问，在这些党政要员太太的衬托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力的女人，虽然这可能比不得在大陆的风光一时，但也足够了。当然，“妇联会”不是一个闲职，同时也是为了贯彻蒋介石初期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即：“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俄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第二，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处藏身。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战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的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格外要勤劳节俭，爱惜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