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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向南京政府发了电报，希望孔祥熙、宋美龄或其他要员前去西安，商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当南京的党政要员接到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后，多数人却持怀疑态度。在政界、军界一片“讨伐”的叫嚣声中，孔祥熙也慢慢改变了温和的态度。1936年12月17日晚8时整，孔祥熙对外界发表了《“西安事变”与戡乱》的广播讲话。在广播讲话中，孔祥熙用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提高了嗓门说道：“全国同胞们，今天本人受中央广播电台之邀，为‘西安事变’一事向同胞们演讲。”他首先为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决定乱吹并诡辩了一通，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所谓“叛变行为”进行了谴责：“张学良、杨虎城等竟敢犯上作乱，劫持蒋委员长，为了区区小利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虽然我们都非常关心和渴望解救委员长，但我们的态度是，不允许一个人的安全而妨碍一贯国策，不能因一时事变有所迁就……”他接着说：“中央现在明令讨伐，就是明是非、分顺逆、整纪纲，望我同胞，一致奋起，声罪致讨，拥护政府迅速削平叛乱。”孔祥熙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并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表示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并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此同时，英国对孔祥熙、何应钦的讨伐也做出了反应，明确表示反对。
国内国外的压力，迫使孔祥熙必须考虑怎样通过谈判来解决事变的问题。而谈判的核心
是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把蒋介石安全救出又不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面子；二是派谁去西安才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希望孔祥熙、宋美龄去谈，因为他们俩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最佳人选，并且能代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的形象。宋美龄急切地希望早日见到蒋介石，觉得无论谁都无所谓。孔祥熙这一边就不同了，尽管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蒋介石安然无恙、西安城内秩序井然、张学良为人坦诚等，但毕竟这些只是消息。有人就对孔祥熙说，蒋委员长已被扣做人质，先生现主持全国行政，如轻入虎穴再被扣押，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孔祥熙决意不去西安，他找宋美龄商量，推举宋子文出面前往。19日，孔祥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并且为解救蒋介石，南京政府讨伐军对西安的空中轰炸，将推迟到12月22日以后进行。为了进一步向蒋介石示好，他还亲自修书一封让宋子文带给蒋介石，为自己的行为再三开脱。孔祥熙当时在信中写道：
介石钧鉴：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因致未果，无任怅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阳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
弟等日日为吾兄祈祷心身安定，得以早日返京主持中枢大计，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三妹在此，有大姐及弟等陪伴，幸为释念。吾兄衣服多已遗失，至以为系。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诸希为国珍重，不尽欲言。专此，敬颁钧祺。
弟祥熙手启。
十九日。
后来人们评价说，孔祥熙这封信可谓机关算尽，既讨好了蒋介石，又将不能去西安的原因都推给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他自己不负任何责任。即使这样，孔祥熙还嫌不够。在这危难之时，不能和主子同赴国难而一个人留在南京，无论如何“良心”不忍。于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孔祥熙当时又演了另一出戏。他每日清晨为蒋介石烧一炷香，每晚在十字架前向耶稣祈祷，并用《圣经》占卜蒋的安危。
在各方的努力下，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但随即被扣押。
就在蒋介石回南京的当天晚上，孔祥熙和宋霭龄前去探望。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由于宋美龄和宋霭龄的维护，蒋介石对孔祥熙是满意的，也是放心的。但“西安事变”还是让孔祥熙吓出了一身冷汗。尽管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或是在关键问题上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但他非常清楚，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从骨子里他是向着蒋介石的，不希望何应钦或汪精卫之流得势。但他又确实没法说服那些性情急躁的将军，比如他们要用飞机去轰炸西安等等。直到蒋介石平安的返回，孔祥熙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真正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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