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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秋，孔祥熙偕夫人宋霭龄自日本回国前夕，孙中山曾找他们来寓所面授机宜，并交给孔祥熙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伺机结交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以为将来的全国性革命做准备。回国以后，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经营铭贤学校的同时，积极活动于北方各界，并很快就与当时的几位北方军界要人结成至交。
当年阎锡山在山西可谓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为响应武昌起义，阎锡山等人发动和领导了太原起义并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但是迫于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势力的压力，当时北京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之后孙中山访晋，阎锡山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遵照孙中山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贯彻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做些表面的应付，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的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量撤换，只留下山西阎锡山和云南唐继尧未动，由此就可以看出阎锡山各方面所做的努力。
1912年，阎锡山做了山西都督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积极推行孙中山先生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所制定和颁布的30多条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尤其是禁止买卖人口、提倡男女平等、剪辫子、禁止妇女缠足、改革教育制度、推行新政（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等方面，阎锡山做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正是因为阎锡山在山西根据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思想推行“新政”，才为孔祥熙在太谷以至山西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1915年，阎锡山为了更好地在山西全省推行“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加强实力，听说孔祥熙在家乡太谷办铭贤学校取得很大成绩，便派人请孔祥熙出任山西省教育厅长。
1916～1925年这10年间，孔祥熙奉阎锡山之职可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他协助阎锡山承揽了几乎所有接待外宾的活动。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很谦恭，服务也很周到，这是他的长处。为了迎接外国人，孔祥熙往往是亲自出马到车站接站，经常是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同时在外国人面前，他又替阎锡山吹嘘其“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从而使得阎锡山这位督军大人也备感风光无限。
1919年初夏，华北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当时的山西已有了“模范省”之“荣誉”，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的公使、参赞、武官及随员都前来参观。孔祥熙应邀担任接待任务，还作为向导领外宾参观机关和各学术团体。孔祥熙详细介绍了山西的教育状况和施政措施，替阎锡山做了不少宣传。从华北运动会开幕到闭幕，孔祥熙一直陪着外宾在看台上观看。运动会闭幕后，他又同各国公使畅游山西名胜，瞻仰了古朴庄严的晋祠，还游览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由于孔祥熙的努力，第一次接待外宾的任务圆满完成，外国人对山西所谓的“模范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祥熙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感激。1920年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再度入山西游玩，孔祥熙又一次出任招待和向导，陪同他们游历考察，晋祠里和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1917年以来，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村政改革”。“村政改革”主要从养蚕、植树、水利、天足、剪辫、戒烟6个方面进行，所以亦称“六政”。“村政改革”得到了孔祥熙的全力支持。孔祥熙当时逢人便说：“整理村范地就是实施村政，我们人人有责，尤其是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读书人的知识比较常人为高，因此应负责领导重任，而且必须认真从事、广得宣传。”孔祥熙发动铭贤学校的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在寒暑假期间，师生们带着盖有山西都军府及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宣传、讲解“村政改革”。他还告诫铭贤的学生说：“讲话不可疾言厉色，好像是在训斥一般，以免听讲的人产生反感，不愿接受。”孔祥熙认为阎锡山的施政内容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为阎锡山大肆吹捧。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入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灾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救济灾民。可是又有哪位士绅肯真正拿出钱来救济百姓呢，尽管孔祥熙四处游说，可是效果甚微。最后，亦没有办法的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
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孔祥熙就商量着通过“以工代赈”也就是发动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的办法，为北洋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大难题，从而也大大地缓解了山西的社会矛盾。因此总统黎元洪和督军阎锡山分别赠给孔祥熙一块“急公好义”和“扶危济困”的匾额，孔祥熙将它们都送给了太谷教会。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这些，和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搭上关系并且日趋密切。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随即就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是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系，以为不时之需。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中国北方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持亲笔信和聘书，专程从东北赶到山西，请孔祥熙到奉天督军府担任参议，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张作霖作为东北的大军阀，早就知道孔祥熙当时已是山西督军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重臣和心腹，却还要请孔祥熙北上，是真的看中了孔祥熙“熟悉洋务”而“求贤若渴”，还是有什么其他想法？今天都已无从考证了。
孔祥熙仔细看完张作霖的信件并听完信使对东北情况的介绍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他衡量再三觉得自己弃近求远，千里迢迢到东北去为军阀效力不划算，所以孔祥熙热情接待了来使之后，请他转告对张作霖的谢意，又强调自己办铭贤学校的重要性，最后孔祥熙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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