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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孔祥熙虽然经历了丧母之痛，但是在父亲的关心教导下，还是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年幼的孔祥熙每天随着父亲在私塾里唱和着那韵律和谐的经史子集，下学后伴着父亲回到他们那虽然简陋却其乐融融的小院，和天真可爱的妹妹共同嬉戏玩耍。这样，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孔祥熙虽然小小的年纪，却已随着父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海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他不仅能背诗诵词，而且到了和父亲说诗论诗的程度，少年单纯的脑袋里满载着的都是圣贤之书。
生性淡泊的父亲看着儿子一天天的成长，心中涌满了幸福。在父亲的眼里，孔祥熙俨然已成为“一代大儒”。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就此了断了一个父亲的梦想，也改变了一个少年的命运。
那是1889年秋天，秋高气爽的日子总是让人心情愉快的，刚刚满9岁的小孔祥熙也不例外，他依然继续着每日里跟着父亲到私塾去遨游书海的日子。然而就在一天早晨，儒雅的父亲在出门前，没有看到平日里早已追随身后的儿子。慌了手脚的父亲急忙跑到卧室，却见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孔祥熙病怏怏地躺在床上，脸红通通的，孔繁慈摸摸儿子的头，烫得吓人。顾不得再去私塾，孔繁慈赶紧跑出去找了个赤脚郎中来为儿子看病。原来孔祥熙患了痄腮，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腮腺炎。这种病在儿童中间经常发生，是当地一种常见的小病。吃完了郎中开的药，再加上父亲的精心照顾，孔祥熙又渐渐地恢复了以前的活泼开朗。
然而祸不单行，孔祥熙的痄腮刚刚好了没几天，他的脖子上又开始生起疮来，并且这次乡里郎中来也不管用了。孔繁慈只好去请太谷城内著名的中医师来给儿子治病。谁知这一次药也吃了，热敷也用了，但都无济于事。脖子上的伤口渐渐地溃烂并一天天地扩大蔓延，痒痛难忍的孔祥熙明显地消瘦下来。看着儿子那痛苦不堪的样子，逐渐瘦削的身体，孔繁慈心痛难耐，要命的是根本找不到一个有效的医治办法，他恨不能由自己代替儿子的病痛！看着孔家一脉单传的独苗苗那日渐憔悴的面庞，孔繁慈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定。就是这样一个决定使得孔氏家族及四周乡里都猛吃一惊：他要送孔祥熙到太谷城内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里去医治。
孔繁慈作为孔子的后代，一向是崇尚国学，笃信中医，骨子里有着中国士大夫传统排外心理。但孔祥熙是他的独生儿子，是他的命根子。为了儿子不至于受继母的虐待，当初他可以终身不再续弦。现在儿子重病缠身，他能眼看着病魔夺去儿子幼小的生命吗？无奈之际，孔繁慈只好有病乱投医了。想不到孔繁慈向洋人求医的举动，竟遭到了本家族人和乡亲们激烈的反对。中医本来博大精深，可以治疗许许多多的疑难杂症，虽然一时医治不好孔祥熙的病，但也不能丧失孔圣人的门风，读书人的体面，去向洋鬼子求医问药啊？尤其是做这件事情的人竟是身为孔圣人后代的孔繁慈，大家有着极大的反感和不理解。由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是尊孔信孔的，并且把孔子尊为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认为只有用孔子的思想才能治理好国家，并进而推崇古老中国保留下来的一切传统，比如说中医。如果说连中医都治不了的病，洋鬼子根本就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孔繁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肯下决心去洋人办的医院为儿子治病，而且为什么孔繁慈这个有病投医的正常举动会遭到族人的指责和乡里鄙视的真正原因。可以说，它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
提起洋人在中国设教堂、办医院的事，说来话长。最初，西方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输入中国。但是尽管西方的基督教会都以文化形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但因裹挟在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背景下，因此遭到中国社会普遍的强烈抵制。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而远离它。偶尔有好事之徒出于好奇进入教会，也会被大家视为异教徒。因为在他们的传统意识里认为信仰洋教就是忘记祖宗，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当年，基督教在太谷最初的传教活动，即遭到了乡民的一致抵制和反对。人们见到这些金发碧眼的不速之客，不仅有些畏惧也有些仇视。因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3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传教事业作为侵略工具，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当然太谷的传教活动也不例外。但是为了消除或减轻人们对基督教的反感情绪，传教士们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改变了策略。他们除了建立教堂讲经布道之外，还在各地设立诊所，创办学校，供人们免费医疗，免费入学。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还可以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人的思想和生活习俗，进而引导中国人崇敬这些思想和习俗，达到占领中国文化领域的目的。这本身就是对中国礼俗、教育和文化的一种新的冲击和挑战。截至1890年，已有近百所教会学校在中国建立，有小学、中学、大学和女子专门学校等。在传教士眼里，学校首先是传教机关，其次才是教育机关。对于家境不好的孩子来说，教会学校可以免费为他们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学习英语和数学等知识而开辟一条通向财富和权势之路。教会还创办女子学校，开展医学和农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地，中国人开始把教会学校当作学习西学的基地，作为进一步出国留学的阶梯。教会办的学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是在这些学校或者免费的医院里很少有一个上层社会的孩子，他们的福音基本上都是在平民百姓间传送。
孔祥熙父子要去求医的仁术医院开设在太谷县城南街，在当时是一座设备较为先进的现代医院。由于中国人吃惯了膏、散、丸、丹，不相信西医西药，所以生意一直很冷清。现在，孔圣人的后代主动上门求医，对那些洋教士来说意义可非同一般，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这些传教士认为传教给十个中国下层社会的贫民，比不上传教给一个有影响的上层社会分子。孔祥熙父子是圣人之后，又知书达理。争取这样家庭里的人来参加教会，那影响可就非同寻常了。眼下病重的孔祥熙既是他们的病人，更是他们值得培养的一个对象。从这个中
国少年身上或许能打开与中国上层社会联系的大门，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太谷甚至更大范围上的传播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天地。出于这些目的，传教士对待孔祥熙格外地亲切和蔼。
当时不满10岁的孔祥熙在进入教会医院之前，接触的一直都是“子曰诗云”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乍一接触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兼医生时，难免有些局促不安，瞪着一双大眼，紧紧地靠在父亲的身边。当时一位洋医生高雅德大夫给孔祥熙做了诊断和治疗后，告诉孔繁慈，孔祥熙的病不碍事，如果住在医院里，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很快就会痊愈的。但惊恐未定的孔祥熙，看着那些金发碧眼的洋鬼子怎么也不肯答应。洋医生也怕吓跑这父子二人，最后他们商定，孔祥熙每天上午到医院进行治疗。
就这样，孔繁慈和孔祥熙父子俩每天一趟门诊，一连去了两个星期。孔祥熙的病情大大好转，溃烂的疮口已经结痂。随着病情的好转，孔祥熙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和洋大夫接触时，他话也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高雅德大夫婉转地问孔祥熙：“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医院住几天？这样，你的病会好得更快。”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孔祥熙现在已经感到这些金发碧眼的洋鬼子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甚至还很和蔼。为了能更快地治好病，也为了满足儿童那好奇探究的天性，孔祥熙同意在医院里住下来。作为父亲的孔繁慈为了自己的宝贝儿子能早日康复，当然更不会推辞。于是孔祥熙就在仁术医院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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