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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孔庆麟的清高和乐善好施，并且“学做了几件吃亏事”，所以他留给后人的资产也区区可数。据资料表明，当年孔家的财产只不过是太谷县北寺石（今武家堡村）大约30来亩贫瘠的土地和程家庄的一处房产。这座祖传的房产由内外两个院子组成，内院属旧式四合院，南北长44米，东西宽12米，东西正房各5间，南房4间，中间为二门，院心只有3米宽。因为院内有口水井，故名“井儿院”。外院有厨房门道和茅草房5间。前面是高坡门楼，面南，屋脊左右置挑角兽。这样的房屋建筑和占地规模，在当时的以经营商业富甲一方而闻名的程家庄只能算是中等小康人家。而且这笔家业要由孔祥熙父辈的5个兄弟来继承分享，我们就可以想象在孔庆麟过世后，子孙们最初的生活状况在四周皆是富邻的程家庄内有多么的艰辛。
就是在这种不太富裕的家庭状况之下，孔庆麟的5个孩子慢慢长大了。5个孩子中，排行老三的叫孔繁慈，他就是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1861～1911年），字和亭，号和成，生在诗书世家。他秉承了父亲好文喜墨的脾性，自幼就饱读诗书。再加上父亲孔庆麟的言传身教，孔繁慈的身上可以说集合了中国旧知识分子所有的特点于一身，称得上是一位饱学之士。他还曾经考中过清朝的贡生，但是后来也是受祖训的制约束缚，才弃学经商。但经商后的孔繁慈仍是好文喜墨，笔耕不辍，写得一手好字。在北京义合昌任文书以及后来奉父命返乡主
持太谷义源盛和三晋源期间，繁忙的生意场合中念念不忘的仍是读书和做学问。因为醉心于读书、做学问的缘故，孔繁慈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他终生以自己的祖先孔圣人的忠恕思想为最高追求目标，并且一生讲究忠恕，他常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人格言来严格要求自己和他人。即使是在他以后的教书生涯中，他也常用“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来告诫子女和训导学生。在孔繁慈的心目中认为只有孟子才能真正领会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并且遵守孔夫子的“忠恕”精神。所以他对孟子及其思想极为尊崇，并常用孔孟之义来教育子女、学生。
不仅如此，孔繁慈作为一名饱学之士，还极为推崇当时的维新志士康有为。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大大损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为此一些有识之士深感中国要想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变革维新。康有为作为当时一名有识之士的带头人，联合大家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革新。孔繁慈非常推崇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也认为只有变法革新，古老的中国才有出头之日。为此，孔繁慈曾一度积极宣讲变法的好处，因循守旧的弊端，在当地颇受人们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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