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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山西有两个地方最富裕，一个是祁县，另一个便是太谷，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做“金太谷，银祁县”。这两个县当时都在经营着一种叫做票号的生意。票号大体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但都是属于私人经营的性质。在当时的山西太谷，人们往往是一家几代人都经营着票号。山西票号生意遍布全国，“晋商”和山西票号的名字在全国范围内亦是妇孺皆知。因为晋商就代表着票号，票号就意味着财富。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他的学识人品与其兄本在伯仲之间，只因有了亡兄的遗训和教诲无法违背，孔宪仁只好弃儒从商。凭着他过人的胆识和韬略，不久之后，孔宪仁便一手创办了志诚信票号，当上了票号掌柜。在孔宪仁的精心操持下，太谷志诚信票号的生意迅速红火起来，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利润年年直线递增。未过多久，志诚信就发展成为当时太谷城内3家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不过孔宪仁膝下无子，限于票号业务的日渐庞大，加上自己精力有限，孔宪仁只得把偌大一份票号生意，交给了侄子，也就是孔宪昌的儿子孔庆麟来掌管，而他自己则做起了志诚信票号大股东，开始坐享其成。
孔庆麟，孔宪昌的长子，也就是孔祥熙的祖父，字瑞堂。从现存的资料上看，他可以说是一位睿智聪慧且有大眼光和大智慧的有为之士。他满腹学识，确又讲究实干，自幼便深受其父孔宪昌的影响，精明强干，富有韬略。志诚信票号，作为太谷孔家的票号，在孔庆麟的苦心经营下，再加上有孔宪仁在背后指点迷津，生意越做越红火。一时间，孔家在太谷县城内有义源盛票号，在北京有志一堂镖局以及会通盛、会通远和义合昌等票号和买卖。此外在广州还有广茂兴、在沈阳有源泉博以及从别人手中买下的太谷三晋源等买卖。最繁盛时，孔家的票号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远至新疆的迪化、外蒙的库伦及至安南（今越南）的西贡和日本等地。当年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原先在北京的义和昌任文书，后来随着孔家生意的扩大，被父亲召回太谷主持义源盛和三晋源的各项买卖。
孔庆麟，这个有着满腹学识的山西商人，他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山西境内，他是一个心胸开阔具有远大目光的谋略家。为了不断拓展孔家的生意，他常年不辞辛苦地奔波于大江南北，遍走于国内各大都市及商埠之间，兢兢业业。但是作为票号掌柜的孔庆麟就算是如此辛苦地奔波，却并没有为自己的妻儿兄弟积攒下多少财富。因为当时孔家票号生意的真正老板并不是孔庆麟，而是孔庆麟的二叔孔宪仁，孔家票号的绝大部分利润都掌握在孔宪仁的手里，所以尽管孔庆麟把票号生意经营得如火如荼，但是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所得的收入也不过仅能使得家人的生活达到小康而已。当年很多太谷人提起志诚信票号，只知道票号的老掌柜叫孔宪仁，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孔庆麟在实际上支撑着票号的局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用在孔庆麟身上再恰当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常年奔波的商旅生涯，使得孔庆麟见多识广，心胸也变得十分豁达。在人们的印象中，孔庆麟是一位公认的饱读诗书，文化修养极高的儒商。在生意场上，他从不计较一时一事上的蝇头小利，这在当时中国的旧式商人中是不多见的，因而也备受同行的钦佩。在日常生活中，孔庆麟虽然自奉勤俭，却扶危济贫，热心于修桥铺路之类的善事，因而赢得了乡亲和族人的尊敬和爱戴。生意场上的奔波，使得孔庆麟一年当中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很少。但每逢孔庆麟自外埠归来之际，他总要到众乡亲家中走一走，问候问候有无需要他帮忙出力的事情。这种热心的性格使得他在家乡获得了极佳的人缘，以至人们不称他为掌柜或老板，而是亲切地称他为“孔先生”。这在旧中国称商人为带有强烈感情倾向的“老板”的时代背景下，实属不易。
这位“孔先生”不仅经商头头是道，治家教子也中规中矩。他用儒家思想，也就是自己老祖宗孔子的“仁爱”思想，来教育子女。教育他们要遵守祖训，尊师爱长，做到爱人爱己。为了给孩子们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孔庆麟还聘请“西席”为子女们授课。孔庆麟有5个儿子，个个聪慧过人，他们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长大后在商业上都大有所为。只是为了恪守祖训，没有一个去应科考试。孔庆麟还定下家规：儿子不许取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媳，以免除官府衙门习气凌侵门庭，嫁女则不在其列。为了鼓励子女读书，晓谕他们如何做人处事，孔庆麟别出心裁地亲笔写了一副对联以作为家训：“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横批是“虚心味道”。这副对联后来被孔祥熙挂在他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的书房里，成为勉励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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