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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的广州国民政府，宋子文最初担任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这份工作大姐霭龄和二姐庆龄都做过。以宋家姐弟的能力来说，这份工作简直轻而易举，上任的第二天，子文就担任了共产国际代表和孙中山会谈时的翻译，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最大的难处不在于缺乏英文人才，而在于经费的紧张。这恰是子文的长处。
不久，子文向二姐夫建议，由税收入手，寻找增加资金来源的途径。他的方法有三条：一是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仅此一项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二是由政府出面，要求广州商人为政府提供借款，这项收入大约有30多万；第三个办法是向在饭店吃饭的人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饮料清凉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礼、宗教仪式、人力车一律征税。
“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有办法！”孙中山大为赞赏。
果然，子文的税收政策一出台，国民政府就凑到了一笔又一笔资金，国民政府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廖仲恺被暗杀后，孙中山正式任命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同时兼任中央银行首任行长和广州银行行长。
可是，“财神爷”这个官并不好当。子文既要应付各路军阀的敲诈勒索，又要对付金融界那些一毛不拔的富翁，常常是疲于奔命。不过，除了经济方面的才能外，子文的外交本领也是一流的，常常是软磨硬缠加上义正词严，对付了要钱的人之后，再转身向人要钱——没办法，革命永远需要大量资金，而有钱人永远是那么吝啬。
与此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事业节节胜利，不能不说是资金的大大丰富给了革命军胜利以有力的保证。孙中山快活地对庆龄说：“要说我有功，不如说你推荐的财神爷有功！到底是经济学博士有办法，不保守有创新。”
庆龄嫣然一笑，弟弟在自己心中一直还是儿时那个聪明又顽皮的小男孩，如今，小男孩也长大了，而且，他干出了一番不小的事业呢！
正当子文在广州大展宏图的时候，宋家第二个洋博士子良也学成回国了。
子良是一个清瘦高挑的年轻人，一身合体的西装再加上清秀的眉目，子良显得比哥哥子文更多几分书卷气，也更多几分令少女瞩目的潇洒。当他带着旅途的疲惫突然出现在庆龄面前时，一时间，几年不见的庆龄竟没有认出他来。最后，子良激动的喊了一声“二姐！”
熟悉的声音一下将庆龄的记忆和眼前这个年轻人重叠在一起，庆龄惊喜若狂：“子良，是你吗？你要是不叫我，我真的不敢认了呢！你长高了，不过也瘦了很多呢！”
“是吗？”子良微微一笑，显得那么稳重——庆龄再一次强烈地感到，这已经不是那个跟在姐姐屁股后面四处疯玩的小家伙了。
孙中山的脚步逐渐走近，庆龄飞快地迎上前去：“子良回来了！”
“是吗？”孙中山同样喜出望外，又一个经济博士毕业了，革命政府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呢。
子良也是怀着报国的心愿来投奔二姐夫的。他很快向孙中山提出希望在广州尽快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正中下怀，孙中山告诉他：“昨天两广盐务稽查所邓泽如向我交了辞职报告，你回来了，就接替他吧，先担任两广盐务稽查所经理。”
“感谢栽培！”子良喜不自胜。
孙中山不放心的嘱咐到：“这两广盐务税收可是我们国民政府的半壁江山啊，实在是担子不轻！”
子良微微一笑，这点困难并不在他眼里：“美国盐税这一块，每年收入都很大。他们实行的是统购统销，不过他们设有盐务警察。不知道我们这里如何？”
“要根据我们的国情，借鉴国外的经验，才能开展工作。你可以向你大哥子文了解一下情况。”
“好吧，我定不负众望！”子良信心十足。
接着，子良找到了大哥子文。一番弟兄重聚的欢欣后，两人的谈话切入正题，子文详细向子良介绍了盐务方面的情况。
子良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原来的那帮幕僚就集体给他一个下马威：在子良召开会议时这帮人要么不到场，要么勉强到场却一言不发。这是旧时下属惯用的试探新上司的手段，如果新上司过不了这一关，那么从此以后这些幕僚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看子良年纪轻轻，而且刚刚从学校毕业，就对他使出了这一招。
不过子良虽然年轻，魄力却不小，他当场宣布：“明天这个时候继续开会，不到者以自动离职论处！说话不算数，我可以不当这个经理！”
这一下这帮幕僚不敢再对抗了，无论如何还是饭碗比较重要。第二天开会的人员早早已经来齐，每个人眼里都流露出诚惶诚恐的神情。子良缓缓走进了会场，宣布开会。
会后许多人对这个年轻的“国舅”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认为，子良虽然年轻，但是魄力和智慧丝毫不亚于其兄宋子文。从此后，子良在盐务稽查所说一是一，再没人敢对他耍花招了。子良很快打开了盐务的整个局面，当年的盐务收入比往年多出一倍多。孙中山高兴地夸奖子良说：“用活一个洋博士，增加98万！”不久，孙中山提议子良接替子文出任中央银行行长后留下的空缺，正式上任为广州银行行长。宋家的男儿们，都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大舞台。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强忍着悲痛的宋庆龄秉承了先生的遗志，支撑着中国革命的大局，宋子文、宋子良紧紧团结在二姐身边，为她出谋划策，也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子良出任广州银行行长后，尽职尽责，对银行每一笔进出款项都尽力做到一丝不苟，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到最需要的地方。与此同时，他和大哥子文一起制定了当年的财政计划，这就是著名的“宋氏兄弟的钱袋”计划，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危机。经济学博士的优越之处被彻底发挥出来，1925年革命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2518.
2万元,是1924年的三倍多;1926年,这个数字更上升为10013.6万元。庞大的数字背后隐含了宋家兄弟的多少心血，同时也向世人证明了宋家兄弟的才干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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