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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最初想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得一个职位，不过后来还是接受了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聘请。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内夫在自传中，对１９５０年聘请哈耶克一事，随手写过一段话，对这段话，有的人确信不疑，内夫写道：“访问英国的时候，我在伦敦拜访了Ｔ．Ｓ·艾略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我觉得社会思想委员会一定要聘请这两位人物。哈耶克获得了一个终身教授职位，呆了差不多１５年。经济系对社会思想委员会聘请他表示欢迎，但这些经济学家们却在四年前反对经济系聘请他，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太通俗了，不是令人尊敬的学者应该写的东西。经济学家们觉得，只要不跟他们掺和，让他到芝加哥大学，他们绝没有意见。”⑨
由于几个原因，这段话被人误读了。首先，已经到了那一段的结束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是放在上下文中看，多少属于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即使内夫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经济学家在多大程度上不想跟哈耶克“掺和”，也依然值得讨论。
其次，对于哈耶克是因为《通往奴役之路》没能得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职的说法，弗里德曼曾经谈到过：
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确实不想要他，但主要是出于下面两条原因：第一，他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应当挑选自己中意的人，而不喜欢别人指定的人。他们对学校管理当局提出的任何人选都会做出负面反应，不管那个人是谁。第二，他们不赞成他的经济学。《价格与生产》、他的资本理论———如果让他们从全世界找一位经济学家来充实到他们的队伍中，他们决不会选中《价格与生产》一书的作者。至于《通往奴役之路》，根本就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系里大多数人都是哈耶克的同道。全美国人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经济学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具有相当明显的自由市场色彩。因此，《通往奴役之路》只能给哈耶克加分，而不是减分。是的，我敢肯定，他们拒绝哈耶克的主要理由是，他们既不想让资助者篡夺了自己的决定权，哈耶克又不是他们自己想选择的人，他们也不想让校方决定他们的人事。⑩
批评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最激烈的一些人，就在经济系，他们一丝不苟地捍卫着自己的学术自治权利。
弗里德曼也忆及“卢诺和他答应资助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担任１０年教授职位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校方问经济系，他们是否愿意为哈耶克提供一个职位，他们拒绝了。我当时也在那儿，但还是个新手。我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件事的决策。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是正确的。泰德·舒尔茨当时是系主任，至于他的基本信念，跟哈耶克的完全一致。他是个行事极为公正的人，他非常推崇哈耶克。哈耶克拥护自由市场这一点根本不是系里拒绝他的理由”{11}。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一般人并不认为哈耶克是个大人物，经济学界的学者尤其如此，只是后来他发表了多部重要著作后，人们回过头来才意识到，他是更广泛的社会思想领域的伟大人物。当时，《通往奴役之路》被认为基本上是一本通俗作品。尤其是在美国，人们认为，在专业经济学领域，他脱离了常规，完全属于边缘化的人物。哈耶克１９４１年出版的《纯粹资本理论》，几乎无人关注。他确实在从事政治理论、认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但他已不再是活跃的专业经济学家了，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专业经济学家。
Ｄ．盖尔·约翰逊从１９４４年起就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记得给哈耶克提供一个职位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进入正式表决阶段。他又说，全系人好象已经达成了共识，约翰逊还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就让他“不可能被这里接受”。{12}
哈耶克自己关于自己没有去成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回忆，似乎并没有内夫在自传中那段话强调的含义。比如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去芝加哥大学的事时，哈耶克是这样说的，“很凑巧有个小插曲。有人最早建议我去经济系，但他们不要我”{13}。哈耶克并没有投入多大精力争取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决定移居美国时，最初想进的是普林斯顿。
哈耶克也回忆说，在进芝加哥大学这件事上，“经济系的朋友做了不少努力，但我想，他们受到了计量经济学家们的阻挠。这些计量经济学家不想要我，因此，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找个教职的打算就落空了”{14}。他还说：“他从来都对宏观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没有好感。而他们也认为我过时了，不能接受他们那类新观念。”{15}乔治·纳什在其权威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论述到战后是这样说的，“这个时代还有一个象征，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也不得不依靠私人资助，才能进入美国学术界”———资助他们两人的，都是沃尔克基金会。纳什补充说，约翰·内夫、阿伦·迪莱克特、亨利·西蒙斯“劝说这家保守的小基金会支付哈耶克的部分薪水”{16}。
弗里德曼当然是经济系中跟哈耶克最为相契的。哈耶克在１９７８年说到，在芝加哥，他“跟弗里德曼来往非常密切，后来跟乔治·斯蒂格勒也极熟。因此，我跟经济系部分教员关系很好，不过，从数量上看，计量经济学家们占上风……而我只跟奈特和他的那个圈子来往”{17}。
哈耶克之所以希望在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一个职位元，部分是因为在教了二十多年经济学后，他有“一点厌倦”了。他“已经对当经济学家提不起精神了，而对于经济学当时发展的方向，他也觉得格格不入”。不用再教经济学，他觉得“松了一口气”。同样，他也不用承担行政管理责任了，而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后一年，他就干着这种事。
哈耶克高度相信观念的力量。他在生命的最后５０年，之所以选择了政治和社会哲学而放弃了专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反映了他的成熟的信念：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且包容了后者，同时这也反映了他的个人兴趣和优势。他相信，观念统治着世界，他也身体力行这一信念。
哈耶克承认，最后几十年中，他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在《自由宪章》的导言中他说，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的答案，归根到底，要靠我们认识到某些超乎专业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原则”{19}。在１９６２年弗赖堡大学就职演讲中哈耶克也说，他学术生涯的前半段“完全投入到纯粹理论研究中，后来我则投入更多时间到专业经济学理论之外的问题”{20}。他之所以放弃经济理论，也是受他自己的一种想法的影响，他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他在经济学界已经声名狼藉了。
终于离了婚又结了婚，哈耶克心情极为轻松。很多年来，他都对第一次婚姻不满意，而又不能跟自己所爱的人一起生活。在芝加哥大学，他觉得很高兴，“从一个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比较狭隘的气氛中，又回到了那种综合性大学的氛围中。教员俱乐部、四合院俱乐部（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ｌｅ Ｃｌｕｂ）很有吸引力。坐在你对面的，今天是历史学家，明天是物理学家，后天又是生物学家。事实上，我不知道还有哪所大学像芝加哥大学那样，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有那么密切的交流”{22}。哈耶克到任的时候，该校有超过一万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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