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美国（1950-1962）
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1)

    要搞清哈耶克为何没有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一个教职，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回忆说，他跟芝加哥大学之间的联系，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当时罗宾斯“很推崇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机缘凑巧，后来罗宾斯又对雅各布·维纳的著作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维纳和奈特两人在哈耶克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中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他们都曾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那里讲过课，哈耶克既熟悉了他们的著作，也跟他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哈耶克曾提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芝加哥间的关系”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詹姆斯·劳夫林（Ｊａｍｅｓ Ｌａｕｇｈｌｉｎ），他是成立于１８９２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任主任。劳夫林主张进行货币改革，带头反对自由银币。在世纪之交，他出任印第安纳货币委员会委员，并撰写了最后的报告，这份报告对１９１３年制订《联邦储备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夫林跟共和党关系密切。

    弗里德曼写道，劳夫林“最重要、也最持久的贡献”是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时做出的。劳夫林“在为该系配备教员、并指导该系工作的时候，显示了对多样化观念的异乎寻常的宽容心态”。弗里德曼强调说：“晚近以来，跟劳夫林时代一样，人们普遍认为该系是自由市场经济鼓吹者的大本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时期，该系的知名教员确实秉持这些理念，他们也非常有效地传播着这些理念。然而，他们……其实只是系里的少数。系里教员对政治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而不是一致的。”②

    一般都认为，真正创立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人是奈特，他生于１８８５年，卒于１９７２年。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亨利·西蒙斯、阿伦·迪莱克特等人都是奈特的学生或受过他的影响。斯蒂格勒讲过奈特年轻时代的一则故事，最好地说明了奈特的性格：“在具有深厚宗教情怀的父母的劝导下，孩子们在教堂中签署了一份誓约，保证以后永远上教堂。回到家后，弗兰克（当时十四五岁）生起了一堆火，并说，‘烧掉这些东西，因为在胁迫之下做出的誓约和保证是没有约束力的’。”③奈特是一位打破传统信仰的人。关于他，芝加哥流传着一个笑话，“没有什么上帝，但弗兰克·奈特却是上帝的代言者”。布坎南说过，在奈特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是宗教教条，还是社会秩序的法律和制度，不管是通行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宗教或世俗文本的传统阐释。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需要进行一番批评性审视，审视的标准可能会受到外部影响，但归根到底，是独立于外部影响的。奈特对上帝的、人和历史的态度体现了某种勇气和自信，他故意让那些鼓吹正统学说的自鸣得意的人士坐立不安”④。

    关于维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中期活跃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写道：“１９３２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的第一个学期，上了一门维纳的课，他是位伟大的老师，非常有感染力。维纳的理论课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让我认识到，经济理论是一个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整体，而不是把几条互不相干的命题凑在一起。”⑤维纳对于成本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说：“在国际经济领域，无人可与他匹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史家。”⑥弗里德曼回忆说，他读研究生的时候，系里的教员还有劳埃德·明茨、保罗·道格拉斯和亨利·舒尔茨；他们“是一群才华横溢、而看法各异的杰出的经济学家”⑦。１９４６年，维纳离开芝加哥到普林斯顿，弗里德曼接替了他的位置。

    乔治·斯蒂格勒也这么形容过奈特的追随者亨利·西蒙斯。西蒙斯“在其出名的小册子《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中宣扬某种形态的自由放任原则，但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自由放任！他提出对电话、铁路等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在这些产业，管制起不了作用。西蒙斯强烈要求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一种极端平等主义的政策，并对广告等商业活动实行严密的管制。他的很多纲领与其说合乎资本主义原则，不如说合乎社会主义原则。但在货币政策领域，他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有力地论证了，应该按照某种规则执行货币政策，而不是人为地随意操纵货币。尤其是他提出，这种规则旨在实现某种全面的价格指数的稳定。这一规则，显然是后来人们提出的货币供应应当按稳定的速度，比如说每年３％或４％增长的雏形”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