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剑桥（1940-1949）
第15章 方法论

    战争期间，哈耶克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写道，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他“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生活的过程，而自１９３１年他迁居英国后就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很安逸。“我立刻就发现，这个国家的整个气质和思想气氛，对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而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又大大加速了融入这里的过程，我完全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而在自己可以想象的“生活形态”中，在牛津或剑桥某个学院某个职位对他“最具吸引力”①。他在纪念伦敦经济学院５０周年的那篇文章中说，即使“在剑桥那些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便，但对于那些学生，对于那些有幸在剑桥找到房子、或在皮特豪斯等学院搞到房间的教员们来说，并不是没有补偿。对很多教师来说，皮特豪斯所表现出的热情好客，将是他们对战争岁月最幸福的记忆”②。他在英国———尤其是在剑桥———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拉斯基的传记作者、信奉社会主义的金斯利·马丁曾描述过伦敦经济学院流亡剑桥时的情形，也描绘了学院以前的状况：“伦敦经济学院搬到剑桥后，人事两非。教师和学生突然离开了伦敦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他们都受到了这一局面的影响，他们也发现，自己成了一所寄宿大学。学院规模现在也变小了，学院能够提供更多面对面的?穴指导?雪，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而当大家都挤在休顿大街兔子窝般的校园的时候，这种情形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在伦敦，贴着花砖的走廊、教室的每一台阶和图书室中，总是塞满学生，而大多数人彼此形同陌路，只认识自己最喜欢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维持某种学院生活。而在剑桥，教员与本科生差不多成了朋友，交往频繁，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③

    战时一位学生琼·阿布西回忆说，尽管“战争似乎无尽无头，剑桥却是快要被毁灭的世界上一块太平而充实的迷人绿洲。搬到剑桥的伦敦经济学院是适合进行学院社交活动的好地方。老派的、讲究礼仪的剑桥作派，受到伦敦经济学院懒散的、活跃的、不拘小节的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地方迷人的优美景色，而根本不管———尽管我们都看到了———男女分校的学院生活带来的不便”。④伊安·吉尔伯特曾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觉得，“在剑桥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我们在非常让人兴奋的环境中刻苦学习。我们也拼命地玩，搞体育和社交活动，甚至腾出时间为服兵役做准备”⑤。

    安妮·波姆是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行政助理，后来也长期担任学校职员，她回忆说，“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经济学家们去服兵役后”，哈耶克“立刻接手领导经济系。他待人比较冷淡，我总是对他有点害怕。据我所知，他总是穿著短统靴，大步从大伙儿中间走过”。⑥哈耶克在剑桥教过的一位学生埃利克·罗斯回忆说：“哈耶克的德语口音很重，我们很难听得懂他说的英语，他指定的阅读材料也不好对付。他的思想与凯恩斯完全相反……哈耶克反对乘数效应，他称之为消耗效应（ｔｈｅ Ｐｅｔｅｒ－Ｏｕｔｅｒ）。哈耶克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伦敦经济学院左倾得厉害，在这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学生的必读书。”⑦

    随着战事不断拖延，伦敦经济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数量减少了，女生的比例增加了。这影响了课程的设置，因为女生一般都喜欢社会学之类的专业。大部分专业的课程，都是跟剑桥留下来的教员一起讲授。哈耶克讲授了高级经济学理论课，而讲授入门课程的却是剑桥的阿瑟·塞西尔·庇古。战争持续着，研究生院的人数也不断减少，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可怜的几个外国留学生。

    方法论（科学或哲学方法）问题是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艰涩的问题之一。哈耶克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源于参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从那时起，他开始深入地思考，在没有发号施令者的情况下，社会秩序会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是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提出来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核心论点：它没有政府的具体指挥，但比起政府掌握和管理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来说，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生产效率却更高。

    哈耶克方法论的根本是个人主义方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解个体的人的行为，才能够理解人的集体的行为。在一篇为《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做准备的一篇文章———后来扩充为《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哈耶克写道，我们“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百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重要发展，都是在持续运用主观主义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⑧。根据行为效用最大化假设，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可以预测的。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又指出，人的集体行为问题，实际上是信息传递的问题。在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信息如何在个人中间传递。光知道个人是自利的还不够。重要的是弄清他们如何传递信息，如何生成新信息。个人只能根据他们所能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因此，透过法律所确立之竞争性市场中的种种社会制度———包括私人产权、价格、利润、契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等等———传递零散的信息，就成为他所研究的中心问题。

    哈耶克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思想中强调了复杂性的概念。由于社会生活极为复杂，因此，在社会领域中，只可能进行“模式预测”（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他写过一篇《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本来准备收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这篇文章论述的是他心目中的错误“信念，就是在谈到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时，人们普遍地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或‘共和国时期’（１６４９年至１６６０年间，克伦威尔父子曾建立英伦三岛共和政体）之类的说法，用以描述明确给定的对象，在这里，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被当做一个独特的个体，就如同于我们描述生物样本或星体时这种自然界的单位一样”⑨。他的这一评论的意思是说，社会事件要比物理学要复杂得多。

    哈耶克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事实是“合成的”⑩。这并不是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这样的事实，与生物学或其它自然界的样本有质的区别，而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量的区别，不能看成一回事。因为在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有多得多的因素，只有可能做出模式预测，同样，由于社会领域的复杂性，我们只能预测大致的方向和框架的规则。几十年后，他在《复杂现象理论》（１９６１）一文的《社会结构的诸理论》一节中写道：“在这里，每个事件经常依赖那么多具体环境，因而我们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完全弄清它们；因而，预测并控制这些事件的理想，肯定是我们所无法达到的。”{11}归根到底，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并没有区别，区别仅在于其构成，社会科学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此，就不要企图从一个点上集中组织管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