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剑桥（1940-1949）
第20章 波 普(2)

        在战争后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尽管他们两人彼此还没有深入了解。波普请哈耶克帮忙，想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则要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职位。１９４３年年中到１９４５年初，波普差不多每两周给哈耶克写一封信。在战时通信中，他们从来没有彼此直呼名字。

    １９４３年２月，波普写完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６月份，哈耶克写信给他说：“我对你提到的研究尤其感兴趣，因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6}１９４４年５月，波普收到了哈耶克寄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他写信给哈耶克说：“你在前言中形容这本书是‘我不能逃避的责任’，看到这段话，我觉得，推动你进行研究的力量跟推动我的那股力量完全是一样的。”{17}

    据曾担任过八年波普的研究助手的杰里米·席尔默说，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发现，哈耶克的一些观点跟他自己的观点“惊人地相同”，以至于波普特意“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别人以为他用了哈耶克的观点却不表示谢意”{18}。席尔默又写道：“波普认为，哈耶克的出发点似乎跟他完全不同……波普私下有点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观点是否比他的观点更保守；因为———与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没有显示出明显地保护弱者的关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19}哈耶克提出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写一篇前言，但波普在１９４５年写给他的朋友贡布里希的一封信中说，他谢绝了哈耶克这一好意，因为“我太珍视这本书了”，而让他写序会“给这本书和我本人贴上他的标签”。{20}

    马拉奇·哈伊姆·哈考恩对波普的思想发展和哈耶克对他的影响的看法可能是最精当的。哈考恩强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城的思想氛围。他认为，波普是在一种思想上更为激进、具有更强烈的逻辑实证主义气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还在学校的时候，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义之路，而波普当时则是个共产主义者。哈耶克是天主教徒，波普则是犹太后裔。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惟一的问题是何时被置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面对德国，奥地利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后期一直到１９３８年，左翼和犹太公共知识分子争相离开维也纳。

    波普就是在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气氛中形成自己的观念的，尽管波普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实际上，他觉得，他一直在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哈考恩写道，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中的一系列论文“打开了他的（波普）视野。他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不了解的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些论文尤其对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最后两章发挥了较大影响。不过哈考恩也证实，尽管“哈耶克曾试图打消（波普的）社会主义信念”，波普仍然在政治上比哈耶克左得多。{21}

    １９４４年，波普写信给哈耶克说：“我觉得我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一位当世的思想家那儿学到的都要多，也许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是个例外。”{22}４０年后在一封写给哈耶克的信中他又说，对他来说，哈耶克已经成为“某种父辈人物”{23}，尽管他只比哈耶克小３岁。尽管如此，哈靠恩指出，波普“从来不认为哈耶克是至高无上的”，“尽管他热情地感谢和赞颂哈耶克，但他从来不承认哈耶克或任何其它人是他的权威”{24}。哈耶克从来没有与波普发展出他所希望的那种亲密的思想关系。

    杰里米·席尔默也提到了波普与哈耶克的思想关系。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两人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他在《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１９９６）中评论说：“波普在新西兰的时候，确实读过哈耶克的一些著作，在他的著作中也对哈耶克表示过谢意，后来他在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时候，也确实受到了哈耶克思想观点的影响，但他们两人之间似乎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此，波普在写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发现哈耶克也得出了跟他多少有点相近的结论，觉得特别惊讶……哈耶克的思想后来对波普的社会哲学产生过一些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强调政府的制度性程序的重要性，而反对个人的自由裁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雪。但在我看来，在新西兰的时候，及在这之后，波普并没有太多地关注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述———而这一点是哈耶克形成自己的社会理论的关键。”{25}

    政治思想史家迈克尔·莱斯诺夫也证实了这样一种说法。他在论述到哈耶克和波普时说：“两人互相赞美对方的思想。然而，尽管他们的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彼此也互有影响，但这种相通之处却没有双方说的那样多。他们之间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无疑使他们以为自己的思想也多有相同之处。”{26}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波普可能是哈耶克最亲密的朋友，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哈耶克以前在经济学圈子中的朋友，最著名的如罗宾斯，都跟他彻底闹翻了。这不可能让他心情愉快。

    １９６６年哈耶克在为自己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读过他以前的著作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他在讨论他所说的“惟科学主义”———意指错误地运用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时，发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他将这种变化归功于波普，是波普让他明白了，“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实际上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干了些什么，也没有强求别的学科的人去模仿他们。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差别因此被大大缩小了”{27}。波普在这里的主要影响是改变了哈耶克对自然科学中的实际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自然科学中的知识和真理也基本上是推测性的。

    波普和哈耶克两人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都是针对左派———针对理性和世俗的启蒙哲学家和思想家。在１９４４年写给出版他的著作的瑞特里奇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波普说到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热爱‘开放社会’的人士中间，即在人道主义的阵营中，或者用我的话说，在‘左翼人士’———如果这个词能包容那些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改良需要的自由主义者的话———的阵营中，杜绝要命的开小差行为。”{28}哈耶克要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１９４５年，在一次讨论《通往奴役之路》的广播专题讨论中哈耶克也说，这本书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者；毋宁说是要说服社会主义者，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我的主要论点是，他们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的方法搞错了”{29}。后来他又说，《通往奴役之路》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说服我的英国费边社同事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30}。这本书是写给左翼人士的，他基本上同意他们的伦理看法，尽管反对他们的经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