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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晚年几次表达过这种看法：在“４０年代中期———我想我有点过于自负了———我觉得，我很有名，是两位打过一场大笔仗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斯，另一位就是我本人。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穴１９４６年４月?雪了，成了一位圣人；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19}。哈耶克在另一个场合又说：“凯恩斯只要还活着，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很有争议———但他去世后，则被吹捧为圣人。大约有二十多年时间，我只有一次很不好意思地对我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我可能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１０天以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穴大笑?雪。那个时候，凯恩斯成了大人物，而渐渐地，没有人还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20}
哈耶克觉得，凯恩斯去世的时候，他是两大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但其它人可不这么看。科斯说，在英国，“其它人都不这么想”{21}。据弗里德曼说：“在美国也没有人这么想。据我所知，在美国，从来没有人把凯恩斯的名字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同一档次的。事实上，我倒宁愿说，在美国，人们更多地把凯恩斯与罗宾斯相提并论。”{22}哈耶克一生中获得的最广泛的关注是１９４５年春天在美国和英国。他自己无疑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对他早期的研究的一种自然延续，但不管是他的论敌还是朋友都不这么看。在工党以压倒一切赢得１９４５年的大选后———在美国巡回演讲和英国选战期间遭受批评之后———用一些“比他左一些的熟人”的话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传家”{23}。１９４５年工党在英国获胜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英国，哈耶克不再是思想家了，而被视为某种教条的象征。
哈耶克当时的书信似乎显示，他后来觉得战后继续留在英国是个失误。他跟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的关系也疏远了。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早期，他在《经济学》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自１９４６年２月号上发表那篇论述历史的文章后，他在伦敦的最后四年，竟然没有在《经济学》上再发表一篇文章。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他写信给政府研究局的Ｌ．Ｂ· 米勒说，他觉得在英国不受重用，无用武之地，教的课又太多，他的观点被认为太极端，他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听———然后又说，他当初应当接受美国提供的职位。{24}
１９４８年，哈耶克考虑给《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后记，谈一下自它发表以来的变化。他对战后工党政府的种种做法，尤其是政府对英国经济的很多重要部门实行国有化和严厉管制，深恶痛绝。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来打算用一段阿克顿爵士的话作为这篇后记的题记，他最终用了《自由宪章》的《跋》的题记：“在任何时代，热爱自由的人总是罕见的，自由的胜利靠的是少数人，他们又是靠与盟友们的合作而取得胜利的，尽管他们跟这些盟友的目标存在差异；而这种合作总是危险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灾难。”{25}他晚年的著作的结构这时候可能已经初步形成了。
《哈耶克文集》的第九、第十卷编者布鲁斯·卡尔德威尔写道：“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结局令人伤感。在政治上，他曾反对的一切东西都逐个登场了。”{26}随后的变化导致《通往奴役之路》只是在人们回顾历史时才被记起来。工党第一次组成多数政府反映了、同时也导致了某种新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通往奴役之路》不再那么吸引人，而是有点反动了。英国和美国一般公众发现了纳粹的种族灭绝，也使人们觉得这本书太极端了。与苏联的战时联盟终结，战后进入经济繁荣期，这些都使它变得没有针对性了。哈耶克逐渐被人看成一位昙花一现的保守分子。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立即被翻译成几种欧洲语言，随后译为全世界二十多种语言。哈耶克注意到，“纳粹后那一代德国人特别热情地接受”{27}这本书。战后在德国的一次研究是他“最感动的一次经历”。他发现当德国还没有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时候，人们在传阅手抄本。他还曾到欧洲大陆其它国家讲过课。
１９４６年，哈耶克战后第一次回到奥地利，看望他未来的夫人和其它亲戚。他一般都是一个人旅行。有一次访问斯坦福大学时，他被安排住在一间很大的公共宿舍中的一个铺位，他猜想是行政管理人员不喜欢他的政治观点而故意冷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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