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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心理学论着是他的著作中最艰涩的部分，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早年对心理学的兴趣他从来都没有消减过。他在写完《通往奴役之路》后，决定回头再去“履行一项使命”①，但他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而只想干他一度最喜欢的事，即阐述对理论心理学的看法。这时候的他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②，同时也挣了一笔钱。他希望集中精力搞上一段抽象的纯粹理论研究。
关于《感觉秩序》的研究在伦敦和芝加哥持续了五年。在这段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转折，他离婚了，他又创建了朝圣山学社。比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他集中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相对减少了，部分原因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承担了更多行政管理和教学任务。
不管如何艰难，哈耶克认为，他的心理学研究是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１９７８年，他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谈过一次话：
问：你写过一本心理学著作。
答：我一直觉得，这是我比较重要的知识贡献。那本书出版已经２５年了，而我是在五十多年前就有那些想法的。
问：你能不能概括一下大意。
答：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形成那些想法时真正重要的、而我又不能弄清的问题是，阐述清楚我试图要回答的问题，而不是去找到其答案。什么决定着不同的基本感觉属性之间的差异？我是要将其归结为某种因果连结或关联，在这里，某种具体的感觉———比如蓝颜色等等———实际上是它在引导人们采取行动的可能的连结体系中的位置。从理论上说，你可以画出某种图谱，描绘一个刺激如何调动起另一个刺激，以及其它更多刺激，从原则上说，你可以重现整个精神现象的过程。③
在另一个场合，他这样说到他的心理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为解释心理过程如何生成我们的感觉所反映的如此繁复的属性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纲要。（这本书）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解释它据以运转的原则，但我们不可能对细节作出解释，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一个分类机构。每种分类机构都要比它所要分类的对象更复杂；因此，它永远不能对自己进行归类。人脑不可能解释自己的细节”④。
在研究哈耶克的心理学著作的时候，考察一下维也纳小组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是有益的。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小组创建于１９２５年，由莫里茨·施利克创建，他继承了恩斯特·马赫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的归纳科学的历史和哲学教授职位。这个小组完全是施利克组织的私人讨论组，其成员都是应他本人邀请而来。哈耶克听过施利克的课，尽管他从来不是维也纳小组成员，也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
不应将逻辑实证主义与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所批评的法国１９世纪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混为一谈，但孔德的实证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２０世纪的实证主义。孔德所说的实证主义（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ｅ）一词源于法语的ｐｏｓｉｔｉｆ，在法语中，这个词比起英语中对应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一词，更多地意指物质现实。法语中实证主义一词的词源更多地指有形的物质，这可以解释这个术语后来的哲学词源学。孔德试图构建一门以严格的物质———与形而上学或神学相对立———知识为基础的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一点都不关心真理或知识本身的性质，而２０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则对此比较关心。它关心的是它的理论的社会意义。
在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中最关注的问题包括：验证对于知识的决定性意义；只有数学、逻辑、科学才具有知识的意义；（从知识的角度）拒斥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宗教。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知识的根据：何以某些东西是真理，或者说，真理是如何与相应的感官印象／感受对应的？他们从大卫·休谟这样的英国早期经验主义者那里获得了很多启发，休谟相信，知识最终必须可以化约为感官印象；他们也汲取了维特根斯坦、罗素等晚近的数学、逻辑、科学哲学家的思想。施利克的一句话最集中地体现了维也纳小组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一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证明它的方法。”⑤证明是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纲领的核心所在。只有能在经验上获得证明的命题，才是科学的命题。
哈耶克反对逻辑证实主义，其理由可以部分地从《自由宪章》中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说，他“不想低估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的人们与事实证明为错误的种种信仰进行不懈而顽强的斗争的功绩，但把迷信概念扩大使用到所有不能证明为真的信仰上，则缺乏同样的正当性，并且通常是有害的。我们不应当相信任何被证明为错误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相信可以被证明为真的东西”⑥。
哈耶克所理解的知识比逻辑实证主义更模糊，但也更宽泛。哈耶克相信，真理并不仅限于能被经验证明的东西。事实上，他跟波普和弗里德曼一样，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证明这回事；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那些真理，总是要不断地进行修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比较含糊的真理观与他的其它观点是相关联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言词来表述，社会是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发演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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