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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往往是速成的。元稹《会真记》里张生和莺莺的恋爱就是一例；不过张生虽然一见莺莺就颠倒“几不自持”，莺莺的感情还略有曲折。两人初次见面，莺莺在赌气。张生和她攀谈，她也没答理。张生寄诗挑逗；她起初还拒绝，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应允张生的要求。皇甫枚《三水小牍》写步飞烟和赵象的恋爱，就连这点曲折都没有：赵象在墙缝里窥见飞烟，立刻“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他托人转达衷情，飞烟听了，“但含笑凝睇而不答”，原来她也曾窥见赵象，爱他才貌，所以已经心肯，据她后来说，她认为这是“前生姻缘”。戏剧拘于体裁，男女主角的恋爱不仅速成，竟是现成。王实甫《西厢记》里张生和莺莺偶在僧寺相逢，张生一见莺莺就呆住了，仿佛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半天”。莺莺并不抽身回避，却“尽人调戏香肩，只将花笑拈”；她回身进内，又欲去不行，“眼角留情”，“脚踪儿将心事传”；还回头相看，留下“临去秋波那一转”。当晚月下，两人隔墙唱和，张生撞出来相见，虽然红娘拉了小姐进去，两人却“眉眼传情，口不言，心自省”，换句话说，已经目成心许。白仁甫《墙头马上》写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恋爱更是干脆：两人在墙头一见，立刻倾心相爱。汤显祖《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压根儿还未碰见柳梦梅，只在梦里见到，“素昧平生”，可是觉得“是那处曾见，相看俨然”，便苦苦相思，弄得神魂颠倒，死去活来。
这种速成或现成的恋爱，作者总解释为“天缘”、“奇缘”、“夙缘”、或“五百年风流业冤”。这等情节，古希腊小说里也早有描写。在海留多拉斯（Ｈｅｌｉｏｄｏｒｕｓ）的有名的《埃修匹加》（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ｃａ）里，男女主角若不是奇缘，决不会相见。他们偶在神庙相逢，“两人一见倾心，就在那一面之间，两个灵魂已经互相投合，仿佛感觉到彼此是同类，彼此是亲属，因为品质相仿。当时两下里都一呆，仿佛愣住了……两人深深的相视半晌，好像是认识的；或者似曾相识，各在搜索自已的记忆”。阿克琉斯•泰洽斯（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Ｔａｔｉｕｓ）的《琉席贝与克利多封》（ＬｅｕｃｉｐｐｅａｎｄＣｈｉｔｏｐｈｏｎ）写女主角到男主角家去避难，两人才有机缘相见。事先男主角有个奇梦，预示他未来的命运。第二天两人见面，据男主角自叙：“我一见她，我马上就完了”，“各种感觉掺和在我胸中。我又是钦慕，又是痴呆，又怕，又羞，又是不识羞。她的相貌使我钦慕，她的美使我痴呆，我心跳可知是害怕，我不识羞的光着眼睛看她，可是给人瞧见时我又害羞。”这两个例子都写平时不得见面的男女青年，一见倾心，而这一见倾心是由于夙世或命定的姻缘。当然，一见倾心和似曾相识的心理状态，并不由时代和社会背景造成。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男女主角是在许多男女的舞会上相逢的，他们不也是一见倾心的吗？不过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作者要描写恋爱，这就是最便利的方式。
《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姻缘，据作者安排，也是前生注定的。所以黛玉一见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把黛玉细认一番之后，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不过他们没有立刻倾心相爱，以身相许。作者并不采用这个便利的方式。《红楼梦》里青埂峰下的顽石对空空道人议论“才子佳人等书”，“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第五十回贾母评才子佳人这类的书“编得连影也没有”，既不合人物身份，也不符实际情况。她这番话和“石兄”的议论相同，显然是作者本人的意见，可见他写儿女之情，旨在别开生面，不落俗套。
作者笔下的林黛玉是“石兄”所谓有痴情、有小才的“异样女子”。贾宝玉不是才子而是个“多情公子”，是公侯家的“不肖子”。他们俩的感情一点“不涉淫滥”。林黛玉葬花词里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话，她临终说“我的身子是干净的”，都是刻意表明这一点。黛玉尽管把袭人呼作“好嫂子”，袭人和宝玉的关系她从来不屑过问。她和宝玉的爱情“不涉淫滥”，不由速成，而是小儿女心心相印、逐渐滋生的。
但封建社会男女有别，礼防森严，未婚男女很少相近的机会。《红楼梦》作者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群姊妹、丫环同在园内起居，比西欧十八、九世纪青年男女在茶会、宴会和舞会上相聚更觉自然家常。这就突破时代的限制。宝玉和黛玉不仅小时候一床睡、一桌吃，直到宝玉十七八岁，他们还可以朝夕相处。他们可以由亲密的伴侣、相契的知己而互相爱恋。
但大观园究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而自成世界。大观园只容许一群小儿女亲密的一起生活，并不容许他们恋爱。即使戴金锁的是林黛玉，她和宝玉也只可以在结婚之后，享“闺房之乐”。恋爱在当时说来是“私情”，是“心病，甚至是下流痴病”。“别的事”尽管没有，“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女孩子大了，懂得人事，如果“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在这种氛里，宝玉和黛玉断断不能恋爱。作者要“谈情”，而又不像过去的小说或戏剧里用私情幽会的方式来反抗礼教的压力，他就得别出心裁，另觅途径。正因此，《红楼梦》里写的恋爱，和我国过去的小说戏剧里不同，也是西洋小说里所没有的。
假如宝玉和黛玉能像传奇里的才子佳人那样幽期密约、私订终身，假如他们能像西洋小说或电影里的男女主角，问答一声：“你爱我不？”“我爱你”；那么，“大旨谈情”的《红楼梦》，就把“情”干干脆脆的一下子谈完了。但是宝玉和黛玉的恋爱始终只好是暗流，非但不敢明说，对自己都不敢承认。宝玉只在失神落魄的时候才大胆向黛玉说出“心病”。黛玉也只在迷失本性的时候才把心里的问题直截痛快地问出来。他们的情感平时都埋在心里，只在微琐的小事上流露，彼此只好暗暗领会，心上总觉得悬悬不定；宝玉惟恐黛玉不知他的心，要表白而不能。黛玉还愁宝玉的心未必尽属于她，却又不能问。她既然心中意中只缠绵着一个宝玉，不免时时要问，处处要问；宝玉心中意中也只有一个她吗？没别的姊妹吗？跟她的交情究竟与众不同吗？还是差不多？也许他跟别人更要好些？人家有“金”来配他的“玉”，宝玉对“金玉”之说果真不理会吗？还是哄她呢？这许多问题黛玉既不能用嘴来问，只好用她的心随时随地去摸索。我们只看见她心眼儿细、疑心重，好像她生性就是如此，其实委屈了黛玉，那不过是她“心病”的表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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