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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熙若先生很大胆的把五四运动和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相提并论，并且很大胆的说这两个运动走的方向是相同的。这种议论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评，因为有许多人决不肯承认这个看法。平心说来，张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至少有两点是和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民国十六年的国共分离，在历史上看来，可以说是国民党对于这种不容异己的专制态度的反抗。可惜清党以来，六七年中，这种“不容忍”的态度养成的专制习惯还存在不少人的身上。刚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容异己，又学会了法西斯蒂的不容异己，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言行录》１９７页）《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的批评指斥中国旧文化。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义的，他是信仰“天下为公”的理想的。但中山先生晚年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可是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的叫嚣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很不幸的。
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说，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不完全和五四运动同一方向的。但就大体上说，张熙若先生的看法也有不小的正确性。孙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的，他无疑的是民治主义的信徒，又是大同主义的信徒。他一生奋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看他在民国九年一月《与海外同志书》（引见上期《独立》）里那样赞扬五四运动，那样承认“思想之转变”为革命成功的条件，我们更看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那样容纳异己思想的宽大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至少孙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转变”，所以他能承认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的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
二十四，五，六
【点评】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现代诗人、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１９１０年赴美国留学，１９１４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１９１７年完成博士论文（１９２７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首次猛烈抨击封建文学，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首篇正式宣言，为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引起很大反响。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主旨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五四是一个打破枷锁，张扬个性的时代，而胡适则看到了盲目的打倒背后所隐藏的个人主义。提出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主张，并且充分肯定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运动爆发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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