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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年，我受了余冠英同学的怂恿，决定和“爱人”结婚，正式转入中国文学系。我到图书馆下面系办公室去找朱先生办手续。他仔仔细细看我的成绩单，看了很久，说：“可以，我准许你。”于是拿起钢笔签了字。他座位的前后左右书架上都是一叠叠横摆着的书，多半是新书，很少线装的。他的案头也摊着好几本。面前有篇正写着的稿子，娟秀的小字，涂改得乱七八糟。他的矮小的个儿埋在座位里，精神很饱满，态度极庄严，但面孔发红，透着点忙乱神气，一点不老成。我想，大约这就是他的友人们所说的“永远的旅人的颜色”罢。
直到我离开学校，我记得一共选了朱先生三门课。一门是“诗选”，用《古诗源》作教本：实在没有什么可讲解的，但很花我们时间。我们得一首首背诵，上了班不时要默写。此外还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还和同班合作“拟柏梁体”。朱先生改得可仔细，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过。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双圈。常常使我们拿到本子，觉得对他不起，因为我们老是不免有点鬼混。另外两门，一是“歌谣”，一是“新文学研究”。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新文学研究”。发的讲义有大纲，有参考书目，厚厚的一大叠。我们每星期得交一次读书报告。这种报告上若有什么可取的意见，发还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他讲课也真卖劲。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惟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他就面红耳赤，非常慌张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镇静了自己，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要他讲一讲。他看让不掉，就想了想，端庄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就是这几句，我所录的大致没错。
他所讲的，若发现有错误，下次上班必严重的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们并未记下来。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实在不关重要；举个例说罢，他所讲的作家，照例要介绍几句籍贯和生平。一回，讲到刚出的小说作家张天翼，他介绍说：“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听说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请原谅我，我上次说张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错了。有人说他是江苏人。还弄不清楚，你们暂时空着罢。”后来我到了南京，恰好认识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苏，他自己两省都长住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湘乡话。我赶快写信告诉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谢谢我。
在校数年，我很少单独去访朱先生。他总是那么庄敬不苟，又爱脸红，对我们学生也过于客气。比如说，他称呼我，总是“吴先生”，总是“您”，听着实在有点使人发窘和不安。（直到成都那次会画，他才叫我“组缃”）是后来余冠英兄接了家眷来，住在北院朱先生寓处隔壁的房子里，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谈天打桥牌，有时顶头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里坐过几次。那时朱先生新结婚。朱先生对太太说话，也是非常客气，满口“请您”“请您”的，真所谓“相敬如宾”。那所房子我们取名“四个斋”，因为朱太太名竹隐，余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个“个”字，而朱余两夫妇又是四个人，他们合住着那所房子。在这“四个斋”里和朱先生的谈话，我现在记得几则。
一次是谈茅盾先生的《子夜》。那时《子夜》刚出版，朱先生推崇备至，说取材，思想，和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制。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它走。“写小说，真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写不成小说，不知道从那里下笔。也铺展不开，也组织不起来。不只长篇，连短篇也是。”这样的话，我不止听他说过一次。有人提到他的《笑的历史》和《别》。他似乎很生气地说：“那是什么！”随即就脸红起来。另一次谈及刚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创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说：“他说我这里有块疤。”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块没长头发的大疤。但觉得这说得不好，于是脸又红了。还有一次是鲁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进城去请他到清华来讲演。他拿着清华中国文学会的请函去的，但结果碰了钉子回来。朱先生满头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说：“他不肯来。大约他对清华印象不好，也许是抽不出时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北大和师大。”停停又说：“只好这样罢，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一样的。”
朱先生工作的地处就是系办公室。除了吃饭、上课和休息，他总在那围着满架图书的座位里“埋”着。我到这里找他，多是为选课的事；他劝我多选外文系的课；劝我读第二年英文；我读了两年法文也是他鼓励的。但对别的同学，我知道他并不向此方面指引。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决不牵着同学的鼻子向一方面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气。是有一位同学打电话到他家里，说有几本要看的书找不着，叫他立刻到图书馆书库帮他找一找。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说的话更不客气。“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厌恶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后来为编年刊，向他索稿。到约定的时间去取，他还没有写完。于是叫我坐下等一等。我看见他埋头写着，很是着急；稿纸上涂了许多黑团团。终于脱稿了；把稿子交给我，指着说：“你看看这几句。”我记得那几句大意是：“诸位若因毕了业，就自以为了不得，那可不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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